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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專家:中國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

作為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中的一顆明星,中國北方重要史前文化、距今約4000-3300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相關遺址考古發(fā)掘研究一直以來備受關注。

紅山文化晚期中國北方進入初級文明社會,夏家店下層文化已進入高級文明社會?!遍L期致力于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研究員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社會強調布局和規(guī)劃,管理有序,等級分明,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

由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屆中國邊疆考古論壇18日至19日在北京線上線下結合舉行,劉國祥研究員在論壇上做《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及相關問題研究》學術報告,披露夏家店下層文化考古研究最新進展和相關文化對比研究成果。

聚落選址布局有嚴密規(guī)劃設計

劉國祥介紹說,二道井子遺址是目前考古發(fā)掘揭示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為探討遼西地區(qū)早期青銅時代聚落的形制布局和社會關系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二道井子遺址南北長190米、東西寬140米,總面積約2.7萬平方米,由房址、窖穴、院墻等組成。其中,房址149座,除2座為半地穴式外,其余均為地面式建筑。房址平面形狀以圓形為主,面積一般為30-60平方米,最大可達110平方米。

已有考古發(fā)現表明,二道井子聚落從營建之初就進行了較為嚴密的規(guī)劃與設計,從早期到晚期均以位于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址F8為核心進行布局。F8周圍修建有可用于集會的廣場,其他房址在廣場以外的區(qū)域各自營建,同一家族在各自范圍內居住。西北部的建筑具有祭祀功能,東部地勢較高處建有哨所類建筑。

聚落早期多為單體房址,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建筑技術的進步,房址結構趨于復雜,附屬設施逐漸增多。晚期階段出現面積相差不大、結構也大致相同的成組院落,院落之間有小巷相連,既相互獨立,又不失聯(lián)系,規(guī)劃整齊,秩序井然,體現鄰里和睦、和諧相處的對內社會關系。

從聚落的整體布局看,二道井子聚落營建之初,先將遺址東、南、北三側的自然沖溝與河流改造為壕溝,再將人為修建的壕溝與之相連,形成四周環(huán)壕的防御之勢。外圍的環(huán)壕、城墻與內部的房屋均有多次維修與重建的過程。

劉國祥指出,通過對二道井子聚落周邊20公里的范圍內進行調查,基本每隔5公里即分布有一處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表明當時的社會已具有相當嚴密的組織性,不僅遺址內部有明確的布局要求,聚落之間的選址也經過規(guī)劃。

此外,這種強調規(guī)劃設計在墓地上也明確體現,大甸子墓地是目前規(guī)模最大、發(fā)現墓葬數量最多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其墓主人頭皆朝西北,墓葬與墓葬之間間隔有序且基本不見疊壓打破關系,表明當時地表應有各墓葬位置的標志,墓地被有秩序、有管理、不間斷地使用相當長時期。整個墓地可分成北、中、南三個大區(qū),各大區(qū)之內依相對集中的情形可分為若干小區(qū),各小區(qū)內部又可根據隨葬陶器形制和紋飾等差異,再進一步細分成若干家族。

社會等級分明沖突加劇防御增強

劉國祥表示,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遺址分布密集,人口數量迅速增長,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農業(yè)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家畜飼養(yǎng)業(yè)得到長足發(fā)展,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明顯,社會內部管理體系和保障體系有力,在對外關系中,戰(zhàn)爭因素非常突出。

聚落內部社會分化等級分明方面,二道井子聚落中位于中心位置的標志性建筑F8體量巨大、墻體厚重、結構復雜、做工精細,在周邊廣場襯托下顯得極其高大、威嚴。

墓地中的分化現象也表現明顯,大甸子墓地共發(fā)掘804座墓葬,按墓壙大小可分為大、中、小型三類,二道井子墓葬多數屬小型墓。大甸子M726墓在墓地中墓口面積最大,出土隨葬品20件,其中9件為彩繪陶器,代表大甸子等級最高的墓葬。二道井子墓地共發(fā)掘墓葬268座,僅在M138墓壁龕內出土3件彩繪陶器,也是墓地中面積最大的一座。

這兩處墓地不僅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社會分化日益明顯,也說明是否隨葬彩繪陶器以及隨葬彩繪陶器數量和組合關系的變化,能準確反映墓葬間的級差,是劃分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墓葬等級高低的重要依據。

在社會沖突加劇系統(tǒng)防御功能增強方面,劉國祥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遼西地區(qū)進入早期青銅時代,社會矛盾與沖突空前加劇,標志之一便是設防城邑的大量涌現,與新石器時期環(huán)壕聚落相比,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更加注重防御功能,一般都建在易守難攻的近水高地之上,通常挖有較深、較寬的環(huán)壕,規(guī)格較高的聚落筑有厚重而高大的城墻。

社會沖突加劇的考古實物證據之一,便是制作精良的骨鏃和石鏃的大量出土,以骨鏃為主。二道井子聚落就發(fā)現數量眾多的骨鏃,大多為獸骨磨制而成。此前發(fā)掘過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豐下遺址發(fā)掘出土20件骨鏃與石鏃,蜘蛛山遺址發(fā)掘出土9件骨鏃,藥王廟遺址發(fā)掘出土9件骨鏃。

“由此可見,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內出土骨鏃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從骨鏃的形制看,前端刃部斷面呈正三角形,后端則出現了便于牢固安裝箭桿的鋌,具有射程遠、突刺深的特點,殺傷力更強?!眲檎f。

他表示,從考古學文化面貌看,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變化非常顯著,三足陶器已取代延續(xù)數千年的平底筒形陶器,出現大量注重防御功能的大型石城址和建在山梁頂部的大型祭祀中心,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時期盛行的彩陶消失,彩繪陶興起,金屬制品不斷增多。

這些變化都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已經進入等級分明、禮儀規(guī)范通行和增強對外防御的早期國家階段,隨著該文化的發(fā)展和進一步崛起,遼西地區(qū)進入高級文明社會,對東北地區(qū)青銅時代文化格局也產生重要影響。

與周邊文化之間交流密切互動影響

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周邊文化之間有何關聯(lián)?

劉國祥指出,夏家店下層文化在繼承當地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廣泛吸收二里頭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等多種因素發(fā)展而來,成為當時東北發(fā)展水平最高并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同一時期,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中原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西北地區(qū)的石峁文化等都有密切交流互動,并對商文化產生重要影響。

他說,大甸子墓地出土24件陶質鬶、爵、盉,與偃師二里頭遺址洛陽東馬溝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相近,應為以二里頭文化同類器為原型在本地所產。銅、陶質鬶、爵、盉是二里頭文化的典型酒禮器,而大甸子出土陶質鬶、爵、盉的墓葬多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期的高等級墓葬,說明自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期開始,兩地社會統(tǒng)治者之間便存在文化交往關系。

近年來陜北神木石峁遺址發(fā)掘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廣闊西部地區(qū)存在著非同一般的交流關系:石峁皇城臺南護墻發(fā)現數十件精美石雕,其中的卷曲紋圖案,與大甸子彩繪陶中的“C”“S”形卷曲紋如出一轍,且都是作為獸面紋的重要組成部分;皇城臺多處“眼紋”石雕,也大多可在大甸子彩繪圖案中找到存在傳承關系的類似者;包括夏家店下層文化在內,遼西地區(qū)多處遺址發(fā)現的口簧都受到石峁骨質口簧影響。

劉國祥特別指出,不同于中原與遼西地區(qū)的交流模式,石峁的文化輸出帶有更多的擴張與戰(zhàn)爭因素,如石峁城內及東門外發(fā)現多處砍斫頭顱集中掩埋的祭祀坑,經體質人類學及古DNA研究,其中部分個體可能來自夏家店下層文化。

比較研究還發(fā)現,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風格直接影響到商文化:二里岡時期的銅器獸面紋就出現極為相似的大甸子彩繪圖案;商文化青銅紋飾中的圓眼或“臣”字形眼及卷云紋,也源自夏家店下層文化;晚商殷墟婦好墓中發(fā)現玉玦、鉤形器、勾云形玉佩和牙璧4件玉器,屬于典型的遼西玉器風格,應屬于北方草原地區(qū)遺玉,由夏家店下層文化獲得并輸入殷墟

此外,夏家店下層文化發(fā)達的占卜技術、彩繪陶設計與制作工藝也傳播到中原地區(qū),尤其是彩繪紋飾對中原地區(qū)夏商青銅器獸面紋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劉國祥表示,結合植物動物考古證據與生產工具分析,夏家店下層文化經濟形態(tài)以粟作農業(yè)經濟為主,以家畜飼養(yǎng)業(yè)作為重要的輔助性取食手段。農業(yè)經濟發(fā)達,也成為承載夏家店下層文化崛起和發(fā)展的雄厚基礎。

夏家店下層文化在東北青銅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始終起引領作用,伴隨其發(fā)展與壯大,夏家店下層文化也不斷與周邊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進行交流與互動,將自身先進的文化因素輻射到其他地區(qū),對中原夏商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發(fā)揮出重要推動作用。

來源:中新網 (記者 孫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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