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國權先生近照）

路國權

山東大學考古系

關鍵詞：孝民屯；鑄銅遺址；陶范；銅器斷代；分殷之器物

KEY WORDS:Xiaomintun Locus Southeast bronze foundry site pottery molds Bronze dating Dividing up the gains from Yin

ABSTRACT:The pottery molds unearthed from the bronze foundry site at Xiaomintun Locus Southeas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ating of bronzes between late Shang Dynasty and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Based on a close scrutiny of the age of 2000AGH31,we could know the age of related bronzes,and could also conclude that the bronze workshop still work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The fact that actual products of those pottery molds have not been found so far at Yin-hsu could be related to “Dividing up the gains from Yin”.

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是近年殷墟發(fā)掘工作的一項重要收獲，對研究殷墟銅器冶鑄工藝和殷墟布局具有重要意義[1]。伴隨殷墟晚期陶器出土的大量陶范為殷墟銅器分期和商末周初銅器斷代提供了難得的材料，引起學者們廣泛關注。

《考古》2007年第3期刊載的由李永迪、岳占偉和劉煜三人撰寫的《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范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一文即是影響較大的一篇力作[2]。在銅器斷代方面，該文根據(jù)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范與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等藏銅器之間的關系，認為一些“沒有科學考古發(fā)掘品可對應、而與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范器形及風格基本一致的博物館藏品，如直棱紋簋、方禁、長尾鳳鳥卣等，其年代或許應當提前到商末?！钡窃撐乃信e的陶范及相關銅器都沒有明確紀年，為該文判斷這些銅器的絕對年代造成困難。

我們注意到報告公布的形制特征比較明確、共存器物比較豐富、對探討一批商末周初銅器年代具有重要意義的陶范主要集中在2000AGH31。因此準確認識該單位的絕對年代對判斷相關銅器的絕對年代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通過對該單位絕對年代的判斷，來探討相關陶范反映的銅器的年代，并藉此探討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的年代下限[3]。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2000AGH31的絕對年代

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2000AGH31出土陶范中，絕對年代特征最明確的是2000AGH31：11。2000AGH31：11是一塊簋范，存口沿下頸部和上腹部，頸部飾一周回首折身的夔龍紋間以圓渦紋，無地紋，腹部飾一周直棱紋（圖一）。

2000AGH31：11所鑄造的銅簋與名義士舊藏[4]、現(xiàn)藏華盛頓塞克勒美術館[5]的肆簋最為相似（圖二）。二者的形制、紋飾乃至大小都很接近。據(jù)發(fā)掘報告介紹，2000AGH31：11高7.5厘米。我們在報告原圖中測量得2.7厘米，同時測量同圖中圓渦紋的直徑為0.6厘米，計算可得2000AGH31:11所鑄銅簋頸部所飾圓渦紋的實際直徑約為1.667厘米。在暫時無法對肆簋進行實測，也未見該器正視圖的情況下，我們根據(jù)《美集錄》刊載的圖像盡可能求得接近實際的數(shù)值?！睹兰洝酚涊d肆簋高13.9厘米。考慮到《美集錄》所載肆簋圖像并非正視圖，我們取AB（11厘米）和AC（13厘米）的中間值（12厘米）作為圖中該器的高度。同時測得圖中頸部所飾圓渦紋的直徑為1.4厘米。綜上計算可得肆簋頸部所飾圓渦紋的實際直徑約為1.622厘米?？梢?000AGH31:11所鑄銅簋與肆簋頸部所飾圓渦紋的直徑相差無幾。如果考慮進因《美集錄》所載圖像非正視圖所致誤差，二者直徑可以說幾乎完全一致。通過同樣方法求得二者頸部所飾夔龍紋的大小也幾乎一致。

因此，2000AGH31：11所鑄銅簋與肆簋紋飾、形制和大小幾近一致，年代應該也十分接近，甚至一致。肆簋鑄有五行三十六字銘文，年代比較清楚，主要有帝乙二十年[6]和帝辛二十年[7]兩種看法[8]。僅憑銘文內容本身這兩種看法都無法否定彼此。2000AGH31：11的發(fā)現(xiàn)證明肆簋年代應為帝辛二十年。

這一判斷是基于與2000AGH31：11共存的完整陶罐2000AGH31：41（圖三，1）的年代。2000AGH31：41與殷墟西區(qū)M700：10[9]（圖三，2）和后岡圓形祭祀坑HGH10:18[10]（圖三，3）相似：三者均為泥質灰陶，高斜領，折肩，斜腹，平底，肩部飾弦紋（前兩者并飾附加堆紋），腹部飾弦斷細繩紋，下腹部繩紋被抹光。三者大小也相似，通高依次為33.8、35、35.4厘米，口徑依次為21.5、22.5、23.4厘米?？梢娙吣甏纸咏?。此外，三者高斜領、折肩、深腹的形制和肩腹部紋飾作風與河南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出土陶罐、罍、尊的作風如出一轍[11]。殷墟西區(qū)M700年代為殷墟四期晚段（即帝辛時期）；后岡圓形祭祀坑HGH10不早于殷墟四期晚段，甚或已經(jīng)進入西周初年[12]；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的年代為西周初年。因此，2000AGH31：41的年代應不早于殷墟四期晚段即帝辛時期。與2000AGH31：41共存的陶范2000AGH31：11也應不早于殷墟四期晚段即帝辛時期。因此肆簋和2000AGH31：11的年代應為帝辛二十年。

2000AGH31:11年代的確定為探討2000AGH31出土其他陶范反映的銅器的年代和整個鑄銅作坊的年代下限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基點。2000AGH31及其出土其他陶范的年代應該也在帝辛二十年前后。但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的年代下限似不止于此。羊

父丁簋等器的年代可為證。

二、羊

父丁簋等器與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的年代下限

《美集錄》A197羊

父丁簋（圖四，1）、A198、A215和《通考》所錄戈簋、

簋[13]（圖四，2、3）等器形制、紋飾和大小同2000AGH31：11和肆簋都很相似，年代應該比較接近而稍晚，推測鑄造地點可能也在孝民屯。但是要確證這點還需要比較與2000AGH31：11和肆簋相似的同類銅簋發(fā)展至西周初年的形式，總結它們之間的異同和演變規(guī)律，尤其是頸部回首折身夔龍紋的演變規(guī)律。

與肆簋形制相似、雙耳附長方形珥的圈足銅簋主要流行于晚商至周初成康時期[14]。但是周初成康時期這種形式銅簋的長方形珥內斂不甚，多自然下垂，且圈足下端普遍有足緣（圖四，4—6）。

與2000AGH31：11和肆簋在頸部飾一周回首折身夔龍紋間以圓渦紋相似者也主要見于晚商至西周早期，但形制和風格已經(jīng)變化：2000AGH31：11和肆簋頸部夔龍紋回首折身處折角圓弧，上折角處沒有向后的延伸線，頸部沒有地紋；而西周時期夔龍紋回首折身處折角成直角，上折角處向后多有一延伸線，并有云雷紋作地者，如御簋、

伯簋[15]、父乙簋[16]（圖四4、5、6）、父乙先簋[17]、

簋[18]、宜侯夨簋[19]、倗生簋（圖五，4）[20]、天馬-曲村M6210:13[21]、寶雞

國墓地BZM7:4、BZM7:5[22]和2003BZFM3:8[23]、周原李家鑄銅作坊遺址西周早期簋范H116:11和H116：16等[24]。

綜上，羊

父丁簋等器形制與2000AGH31：11和肆簋相似，而與周初同類銅簋差異較大；頸部所飾夔龍紋形式介于2000AGH31：11、肆簋和周初

伯簋、父乙先簋等之間；因此其年代可能稍晚于2000AGH31：11和肆簋而稍早于周初

伯簋、父乙簋等。

《今本竹書紀年》云帝辛在位時間達五十三年[25]?！冻鯇W記》卷九引皇甫謐云帝辛在位時間為三十年[26]。夏商周斷代工程也認為帝辛在位時間為三十年[27]。《今本紀年》雜有偽作，帝辛在位五十三年之說可能有誤。若此，2000AGH31：11和肆簋的鑄造年代距離殷商滅亡之年尚有約十年時間，羊

父丁簋等器的年代可能屬于這一時期。這說明在這一時期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仍在鑄造銅器。

方鼎、宰

角和利簋銘文可佐證這點。三件銅器銘文均記載作器者在闌受到王賞賜而制作銅器。闌在殷都附近，其地有太室，是商王常去之地，經(jīng)常見于商末銅器銘文[28]。

方鼎和宰

角銘文最末分別鑄有“在五月，隹王廿祀又二”和“在六月，隹王廿祀羽又五”，年代分別為帝辛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29]。二器鑄造時間距殷亡之年僅約八年和五年。利簋記載武王克商后第七天在闌師賞賜有司利銅料，利用來鑄造銅器。武王在征商兵馬倥傯之際應不會預先攜帶賞賜給利等人的銅料，克商后的七天內亦恐無暇從后方運送銅料至此，推測這些銅料應是周人在新占領的殷都鑄銅作坊或府庫獲得的戰(zhàn)利品之一。這些庫存銅料的存在也佐證商代末年殷都的鑄銅作坊仍在鑄造銅器。

作為一處規(guī)模龐大、等級較高[30]、工匠眾多[31]的鑄銅作坊，揆諸周克商后殷都的政治形勢，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應不會隨商王朝的滅亡戛然而止，可能已經(jīng)進入西周紀年。史學界一般以商都淪陷、商紂見殺之年作為商王朝的滅亡之年，此后即進入西周紀年?！妒酚洝ぶ鼙炯o》記載商都淪陷后周人在商都舉行了隆重的受命儀式，宣告“革殷，受天明命”，并采取“釋囚”、“表閭”、“封墓”、“散財”、“發(fā)粟”等措施籠絡殷遺貴族和平民。同時“封商紂子祿父殷之余民”，使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梢?a href='/muye/' target=_blank>牧野之戰(zhàn)商周更替后周人并未對商都實習“掃穴犁庭”的野蠻政策，也沒有大量遷徙殷遺民。因此，作為當時都邑最高、精、尖工業(yè)的孝民屯鑄銅作坊應不致遭受周人嚴重破壞。相反，周統(tǒng)治階層讓其繼續(xù)運作為自己服務可能更符合歷史實際。殷都孝民屯鑄銅作坊隨周人平定武庚叛亂、殷遺大量外遷而終止可能最接近事實。因此其銅器鑄造活動可能延續(xù)到了周初周公二次東征時期。

三、2000AGH31:15組華冠鳳鳥卣范與“分殷之器物”

李永迪先生等注意到2000AGH31:14、2000AGH31:15和2000AGH31:17三塊陶范與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等藏的五件華冠鳳鳥卣的關系[32]。我們認為2000AGH31:18和2000AGH31:19與上述三塊陶范可能屬于同一組，反映的可能就是上海青銅器博物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等收藏的華冠鳳鳥卣之一。根據(jù)發(fā)掘報告提供的數(shù)據(jù)難以比較陶范與博物館藏銅卣的尺寸關系，如能測得2000AGH31:15和2000AGH31：18齒冠飾大小與弗利爾等藏華冠鳳鳥卣比較，可能得出更精確的結論—弗利爾藏華冠鳳鳥卣或即出自這組陶范也未可知(圖六)。

總之，2000AGH31:15組陶范的發(fā)現(xiàn)，證明弗利爾藏華冠鳳鳥卣等器可能是商代末期在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鑄造的。傳這幾件銅器系黨毓昆自寶雞戴家灣盜掘出土，應是周初從殷墟流入寶雞的。因為寶雞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商時期銅器中不見與華冠鳳鳥卣形制或紋飾相似者，不具備產(chǎn)生這種鳳鳥卣的傳統(tǒng)。相反，在殷墟則有這種傳統(tǒng)。殷墟郭家莊殷墟三期墓葬M160隨葬的兩件銅方尊（M160：128、M160：152）肩部所飾牛首上著五齒冠，同墓出土銅卣M160：172的形制和紋飾與弗利爾藏鳳鳥卣十分接近[33]。2000AGH31:15組陶范在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的出土更證實了這點。

戴家灣銅器群中的華冠鳳鳥卣等商末銅器從殷墟流入寶雞地區(qū)可能與周初武王克商后賞賜跟隨征伐的“西土之人”有關。即《史記·周本紀》所云：武王克商后，“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即《尚書》佚篇《分器》）所致。《逸周書·世俘》云“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辛亥，俘殷王鼎”[34]。這段史實已經(jīng)得到地下出土材料證實，如：山西曲沃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M63隨葬玉人（M63：185）、玉鷹（M63：90-23）、玉熊（M63：90-2）和玉鸮（M63：156）都是商代晚期遺物[35]；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M2006隨葬王伯玉觿（M2006：107）、M2012隨葬小臣豆殳玉戈（M2012：86）均是商代晚期武丁時期遺物[36]；陜西韓城梁帶村M19春秋早期芮國國君夫人墓隨葬玉牛(M19：201)亦是商代晚期遺物[37]。而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時人小臣系所作器物除見于殷墟侯家莊西北岡1003號大墓的石簋[38]外，其所作玉瑗、玉戚還分別見于三門峽虢國墓地M2009虢仲墓[39]和陜西韓城梁帶村M26春秋早期芮國國君墓（M26：651）[40]。山東藤縣莊里西村西周早期滕侯墓隨葬有商代晚期銅鼎和銅壺[41]。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早期潶伯墓出土一件與肆簋形制、紋飾和大小相似的商末銅簋[42]。寶雞紙坊頭西周早期墓葬2003BZFM2隨葬的殷墟晚期銅瓿（2003BZFM2:4）[43]也應是周初自殷墟流入，而非寶雞地區(qū)商時期所生產(chǎn)或晚期所能仿造。

上述墓葬均為西周時期或春秋早期諸侯國君或夫人和方伯的墓葬。寶雞紙坊頭2003BZFM2與1981年在同地發(fā)掘的西周成王時期第一代

伯墓BZFM1東西并列，間隔3-4米，級別應相當（可能為

伯夫人墓）。傳出戴家灣的華冠鳳鳥卣具體出土背景不詳，推測當出自諸侯或方伯一級墓葬。戴家灣出土銅器中大部分的年代屬于商末周初[44]，推測其中的一部分當系“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的結果。雖然除周分封外，殷末風格銅器在西周早期分布范圍擴散的另外一原因是殷遺民的遷徙，但是戴家灣沒有發(fā)現(xiàn)殷遺民遷徙跡象，基本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根據(jù)戴家灣附近斗雞臺墓地和

國墓地的性質推測，戴家灣銅器群的主人應是佐武王伐商有功的西土部族。

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出土陶范鑄造的銅器在殷墟很少發(fā)現(xiàn)，很可能是因為年代接近商末，銅器鑄好之后未及普遍用于隨葬商即滅亡，這些宗彝重器被周人繳獲用來獎勵功臣，或被殷遺民遷徙時攜帶到其他地方。

需要說明的是，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的詳細報告尚未發(fā)表，2000AGH31僅是目前公布的材料較為豐富的單位之一，透過它雖然可以窺得整個鑄銅作坊遺址之一斑，但我們更期待正式發(fā)掘報告的出版，以對整個發(fā)掘區(qū)域及相關遺跡單位的堆積情況有更加詳細的了解。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2000-2001年安陽孝民屯東南地殷代鑄銅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2006年第3期。文中簡稱報告。

[2]李永迪、岳占偉、劉煜：《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范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考古》2007年第3期。

[3]2000-2001年安陽工作隊發(fā)掘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后，2003-2004年殷墟孝民屯考古隊又對孝民屯鑄銅遺址進行了發(fā)掘。兩者相距約200米，發(fā)掘者認為二者各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在廣義上屬于同一大型鑄銅作坊遺址，統(tǒng)稱為“孝民屯商代鑄銅作坊遺址”。殷墟孝民屯考古隊：《河南安陽市孝民屯商代鑄銅遺址2003-2004年的發(fā)掘》，《考古》2007年第1期。

[4]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A196，科學出版社，1962年。文中簡稱《美集錄》。

[5]Robert W. Bagley,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7]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彭裕商：《西周銅簋年代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1期。

[8]裘錫圭先生將殷墟卜辭和肆簋等金文中的“廿祀”改釋為“曰祀”，認為不是紀年之辭。筆者認為宜從常玉芝、王暉等先生堅持舊釋。裘錫圭：《關于殷墟卜辭中的所謂“廿祀”和“廿司”》，《文物》1999年第12期。裘錫圭：《<關于殷墟卜辭中的所謂“廿祀”和“廿司”>追記》，《文物》2000年第2期。常玉芝：《說“隹王廿祀（司）”》，《中國文物報》2000年2月23日。王暉：《帝乙帝辛卜辭斷代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qū)墓葬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fā)掘報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對于后岡祭祀坑的年代主要有商末和周初兩種看法。杜金鵬先生對相關討論進行了總結，見杜金鵬：《安陽后岡殷代圓形葬坑及其相關問題》，《考古》2007年第6期。

[1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二0九、二0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彭裕商：《西周銅簋年代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1期。

[15]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A216、A173，科學出版社，1962年。

[16]李學勤、艾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85，文物出版社，1995年。

[17]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二六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19]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20]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圖四引自馬成源主編：《商周青銅器紋飾》，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鄒衡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科學出版社，2000年。

[22]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23]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陜西寶雞紙坊頭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2007年第8期。

[24]周原考古隊：《2003年秋周原遺址（ⅣB2區(qū)與ⅣB3區(qū)）的發(fā)掘》，《古代文明》（3），文物出版社，2004年。

[25]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世界書局（臺北），1977年。

[26]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2005年。

[27]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

[28]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年。馬成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29]李學勤：《試論新發(fā)現(xiàn)的

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馬成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30]王學榮、何毓靈：《安陽殷墟孝民屯遺址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及相關認識》，《考古》2007年第1期。

[31]殷墟孝民屯考古隊：《河南安陽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07年第1期。

[32]李永迪、岳占偉、劉煜：《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范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考古》2007年第3期。

[3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34]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fā)掘》，《文物》1994年第8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3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19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2期。

[38]高去尋：《小臣系石簋的殘片與銘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冊，1957年。

[39]李學勤：《談小臣系玉瑗》，《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姜濤、賈連敏：《虢國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銘文考釋及相關問題》，《文物》1998年第12期。

[40]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26發(fā)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期。

[41]滕縣博物館：《山東滕縣發(fā)現(xiàn)滕侯銅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42]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組：《靈臺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43]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陜西寶雞紙坊頭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2007年第8期。

[44]王光永：《陜西寶雞戴家灣出土商周青銅器調查報告》，《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1期

文章原刊于《考古》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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