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權獨攬！只有一個人的銀行聯合辦事處——抗戰(zhàn)爆發(fā)后金融壟斷管理之奇觀
文│洪葭管
四聯總處舊址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為應付戰(zhàn)事驟起后的金融緊急情況， “中、中、交、農”四行奉財政部令聯合組織貼放委員會，辦理對同業(yè)的貼現和放款，各行均派2人為委員。1937年8月9日正式成立上海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制定《貼放委員會辦理同業(yè)貼放辦法》及辦事細則， 由“四行”代表輪流擔任主席。自成立至11月18日中國軍隊撤出上海時止，合計貼現和放款2255萬元，未歸還金額1670萬元。同時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對銀行業(yè)聯合準備委員會提供1000萬元額度的透支。11月18日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后，“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不再對銀行、錢莊直接貸款，而改由通過銀行業(yè)聯合準備委員會和錢莊業(yè)聯合準備委員會進行必要的資金融通。到了“八一三”滬戰(zhàn)爆發(fā)，財政部又函令“四行”在上海組織聯合辦事處，由“四行”各派代表共同研討和督促各行辦理聯合承擔的貼放業(yè)務。8月26日，財政部又函令“四行”在漢口、廣州、重慶等15個重要城市仿效上海組織形式建立聯合辦事處和貼放委員會。這些城市“四行”的聯合貼放，已不僅是對銀行、錢莊的貼現和貸款，而且已擴大為對工商業(yè)的貸款。
1937年11月，在漢口成立“四行” 聯合辦事處總處；1939年10月，在重慶正式成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簡稱四聯總處。四聯總處成立的根據是經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的財政部所擬的《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和《戰(zhàn)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并由國民政府于9月8日令“特派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中正為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主席，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為常務理事。
報章關于《四行設聯合辦事總處
蔣委員長兼總處主席》的報道
按照《戰(zhàn)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的規(guī)定，“四行”合組聯合辦事總處，負責辦理與金融政策有關的各種業(yè)務；聯合總處與理事會由中央銀行總裁、副總裁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董事長、總經理，中國農民銀行的理事長、總經理及財政部、經濟部的代表組成。聯合總處理事會設主席1人，常務理事3人，由國民政府特派，主席總攬一切事務，常務理事襄助主席執(zhí)行一切事務，財政部授權聯合總處理事會主席在非常時期內對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銀行可為便利之措施，并代行其職權。這一特殊的組織體制，明顯地是以戰(zhàn)時特殊需要為借口，把金融壟斷的程度進一步推向高峰。蔣介石任這個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從1939年10月成立起到1948年10月四聯總處撤銷時止，經歷了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的10個年頭。
1935年3月在攫取中國銀行管理大權時，蔣介石在致孔祥熙的電報中曾經說過：“國家社會皆瀕破產，關鍵乃中、交兩行不聽命于中央?！爆F在他可躊躇滿志地說：“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已在我的掌握之中，絕對聽命于我了?！笔Y介石的金融壟斷思想和軍事壟斷思想可稱雙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從軍委會1932年成立起到1946年撤銷的14年中就只有他一個人擔任此職。一個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個代表銀行，一個代表軍隊；一個制造“紙彈”，一個制造實彈。這些都是權力的象征，都是統(tǒng)治力量的顯示，而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利用戰(zhàn)爭時期的有利形勢，無疑易于從金融壟斷到經濟壟斷，再進而鞏固政權壟斷的意圖成為現實。
《四聯總處重要文獻匯編》
四聯總處成立初期，1939-1940年間的中心工作，如其自己所歸納的為： 調節(jié)發(fā)行，以安定金融；推行儲蓄，以吸收游資；核定匯款，以融通資金；收兌金銀，以充實準備；辦理貼放，以發(fā)展經濟；擴大農貸，以增進農產；完成金融網，以溝通經濟脈絡。
這也是抗戰(zhàn)前期對金融運行的一種規(guī)劃?！八男小痹谶@一時期，按照敷設全國金融網計劃增設分支行處共計123 處，連同前已設立和籌建中者共有509 處。使戰(zhàn)前內地（指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區(qū)）缺乏金融機構的局面大為改觀。
四聯總處成立后，作為理事會主席的蔣介石并不只是掛一個名，而是親自過問四聯總處的工作。他任命財政部政務次長徐堪兼任四聯總處的秘書長，交通銀行天津分行經理徐柏園任副秘書長。在頭一年，蔣介石手令秘書長、副秘書長飭辦的事項即達25件，其中1940年2月至10月飭辦的就有19件。他對各主要金融機關及重要商業(yè)銀行負責人亦十分注意，手令各單位抄送名單。蔣介石不僅直接手令給四聯總處秘書長布置工作，而且會議亦在他的官邸舉行。蔣介石在致“四行總處會議各位同人”的手令中強調，“今后抗戰(zhàn)之成敗，全在于經濟與金融之成效如何；而四行今后之職責，不僅在金融，而整個經濟之方針計劃，亦要由四行為惟一之經濟基礎也”。他對“四行”重視經濟與金融的成效十分支持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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