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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凌利中新著《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梳理、箋釋了新發(fā)現(xiàn)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親筆題畫手稿。文人畫家留在畫作上的題跋包含與美術(shù)史和文化史研究相關(guān)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學(xué)者們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古代畫家的題畫底稿大多不存，因此，最近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彌足珍貴。它們不僅是研究王原祁繪畫理論和創(chuàng)作過程的重要史料，也為麓臺題畫稿的傳世刻本提供了?？钡目赡苄?。

文人畫家留在畫作上的題跋包含與美術(shù)史和文化史研究相關(guān)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學(xué)者們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古代畫家的題畫底稿大多不存，因此，最近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彌足珍貴。它們不僅是研究王原祁繪畫理論和創(chuàng)作過程的重要史料，也為麓臺題畫稿的傳世刻本提供了?？钡目赡苄浴Ｓ捎谑褂酶灞拘？钡那樾晤H為復(fù)雜，筆者藉凌利中先生的《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付梓之際，羅列幾種稿本?？钡膶嵗⒆饔懻?，或可為使用稿本?？碧峁┮恍﹨⒖迹⑵趻伌u引玉之效。

1931年陳垣先生在校勘清末沈氏刊刻之《元典章》后寫了《?？睂W(xué)釋例》并提出“校法四例”，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迄今為止它們?nèi)允枪偶？钡墓玺Ｎ覀冎?，由于時間久遠和歷史上的認知問題，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傳至今天的可謂罕若星鳳，在校勘諸如《元典章》這樣的古籍時，能夠有元代的刻本或抄本作為對校本已十分難得，故《?？睂W(xué)釋例》中并未論及如何利用稿本進行校勘。明中期之后稿本逐漸受到學(xué)者和收藏家的重視，清代稿本的存世量更是遠超前朝。因此，在?？?a href='/mingqing/' target=_blank>明清人的著作時，稿本的使用成為必須考慮的選項。然則稿本的生成和傳世情況十分復(fù)雜，分類方法亦見仁見智。若以稿本生成的時間順序來劃分，可以分為初稿、修改稿和定稿三種（陳先行《稿本簡述》），而諸如手稿和謄清稿等可以根據(jù)其屬性歸入上面三種劃分之中。由于稿本生成的復(fù)雜性，同一部書可能有不同性質(zhì)的稿本存世。從理論上講，刊刻時用的底本應(yīng)該是定稿，但現(xiàn)實中往往并非如此。一方面刊刻所用底本未必就是定稿，可以是初稿或修改稿，另一方面，作者也可能在試印本（校樣）上再做修改，這樣初印本就成為最接近作者希望讓讀者看到的文本。所以?？睂W(xué)存在著兩派觀點，一派認定刊印用的底稿本是權(quán)威文本（底稿派），另一派則認為初印本是權(quán)威文本（初印派）。二家各具其理，使用哪種方法，要看個案而定。下文中我們僅就使用稿本?？睍r遇到的問題舉例分析，并企圖通過這些例子幫助：?？钡哪康幕蛟S不僅是最大程度上恢復(fù)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有時是要最大程度上恢復(fù)作者寫作的本意。在此使用“寫作”而非“著述”，是因為并不是所有涉及?？钡奈谋径际侵鑫谋荆?，私人信札通常不屬于著述類的寫作，但也常被刊刻，因此也會涉及?？钡膯栴}。試舉幾種實例如下：

一、 作者修改稿本作為刊刻底本。錢謙益的《大佛頂首楞嚴經(jīng)蒙抄》一書有順治年間的初刻本和其手稿本同時存世。比對二者，發(fā)現(xiàn)它們的行格數(shù)、文字格式、版框尺寸、使用的特殊符號等全部相同。手稿為小楷書寫，紙張也是雕版經(jīng)常使用的紅格紙。雖然這不是上版時用的寫樣本，但可以斷定是初刻本之底本無疑。稿本中存有作者大量的修訂刪改，所以它是一個修改本同時也是手稿本。但對校勘者來說，它最重要的價值在于是刊刻底本，因此可以用于?？卑ǔ蹩瘫驹趦?nèi)的所有刻本和抄本?？睂χ?，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存在多處差異，現(xiàn)舉二處：《第十卷之一》第十二葉，刻本作“皆屬想心”，稿本作“皆屬思心”；《第十卷之二》第二十七葉，刻本以“為最后問”結(jié)束，而稿本中后面還有一整段注解共六行小字，僅其中的第二行被墨筆劃掉。推測出現(xiàn)差異的原因，第一處差異可能是刊刻時的誤讀導(dǎo)致：稿本中“思”字被涂改過，刻版時未經(jīng)仔細辨認，被誤作“想”。第二處差異的情況比較復(fù)雜，一種可能是漏刻，原因大約是六行小字為一整段，中有一行被作者勾去，刊刻時被誤認為作者將整段均勾去，故而未刻。另一種可能是牧翁本人在校樣上做了最后修改，將整段刪去。此時需要應(yīng)用“校法四例”中的本校法和理校法，對比前后文意來確定文本并出校記。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即使是初刻本，在與稿本讎校時，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問題并使之完善。我們強調(diào)，這里討論的稿本是用于刊刻的底稿本。

二、非刊刻底稿本的作者手稿在?？敝械淖饔谩ｅX載的存世手稿中有一首詠錫斗的古體詩，乾隆初刻本《蘀石齋詩集》所印該詩（《蘀石齋詩集》卷二十五，第五葉）與手稿中有二處不同，刻本“匏尊王”手稿作“匏樽王”，刻本“是歲仆齡才十一”手稿作“是歲仆年才十一”。由于我們所見到此詩的手稿乃蘀石在京時書贈友人的詩札，并非作者晚年刊刻詩集時用的底稿。又據(jù)郭曾炘《匏廬詩存》記載，蘀石刻詩集時，某劂工嘗親見手稿，改竄涂乙，往往不能辨識。（見《匏廬詩存》卷七，《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第六十一首注）。了解到這些背景，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這份詩札并非作者在付梓時所確認的定稿。古人有改詩的習(xí)慣，這種情形在明清詩人的傳世詩稿中頗為普遍，錢載的詩稿并非特例。此類手稿的價值應(yīng)該在文獻、文物、書法藝術(shù)以及研究作者的創(chuàng)作過程等方面，在校勘時只適合出校記，但不應(yīng)據(jù)此修改初刻本的文本。如詩稿是在刻本之后所書寫并與刊本有異，那么理論上它屬于下一個新版本的內(nèi)容，在對既有版本?？睍r，也只適合出校記。

以上是書籍由原作者刊刻，后人使用其不同時期稿本校勘的兩個例子。在這兩例中，?？钡哪康臒o疑是最大程度上恢復(fù)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當書籍由他人所編輯并刊刻時，情況變得更加復(fù)雜。因為編者常會根據(jù)自己的意愿刪改作者原來的文字，導(dǎo)致刊出的文本與作者的原文產(chǎn)生差異，我們來看下面的案例：

三、作者定稿本用于?？本幷咚讨?。白謙慎教授與章暉博士在研究王時敏寫給王翬的七通信札手稿時發(fā)現(xiàn)，這些信札在刻入《清暉閣贈貽尺牘》時被編者王翬大幅度地刪改了，例如：將數(shù)札信刪改后并為一札，隱去或改動信中人物的姓名，以及刪除王時敏付給王翬潤筆的內(nèi)容，等等。事實上，書籍由他人編輯和刊刻時經(jīng)常存在類似問題，編者會刪去認為敏感的政治和隱私內(nèi)容，或者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生活瑣事等（《〈王時敏與王翬信札七通〉考釋》）。古人寫信時也會自留底稿，筆者見過幾種西廬老人的信札手稿，自留的底稿常用較大的縱幅紙張，字跡較為潦草并且常有修改；而寄出的信札多用一種較小的特制橫幅紙張，字跡相對工整且?guī)谉o修改。前者可視為信札文本的初稿和修改稿，后者其實是文本的定稿，也就是作者希望讀者（這里的“讀者”是一個特定的人，亦即收信人）看到的文本。他人在刊刻這些信札時不論出于什么原因進行刪改，在信札定稿存世的情況下，校勘應(yīng)以定稿為準。與上述錢謙益稿本的情況不同之處是，在本例中書籍編者并非原作者，因此原作者的定稿當視為最權(quán)威文本，即便是對初印本而言也是如此。

四、“編者稿本”常由“稿本”和“抄本”兩部分組成，?？睍r應(yīng)區(qū)別對待。朱彝尊所編《明詩綜》一書有部分手稿傳世，這些手稿都寫在無格的單頁紙上，尺寸不一，并時有朱筆涂改，因此可以斷定是作者的初稿或修改稿本。我們注意到，古人選取前人或同時代人的詩作編輯成集時，往往會在詩集中闡述自己的詩學(xué)思想，這些文字是編者的原創(chuàng)。所以《明詩綜》這類“編者稿本”具有雙重性質(zhì)：編者自己的著述文字是原創(chuàng)，應(yīng)屬于“稿本”；輯錄的詩人的作品其實屬于“抄本”。在利用這類“編者稿本”校勘時，這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文字應(yīng)區(qū)別對待。將“稿本”部分用于?？睍r，應(yīng)和上述錢謙益稿本的例子相類。下面我們來看其中的“抄本”部分用于?？钡那闆r?！睹髟娋C》中選有米萬鍾一首五言律詩《新秋泛清溪》，刻本中“漁燈簇小紅”一句，在朱彝尊的手稿中被修改過，竹垞老人先抄錄了勺園主人的原詩句“漁燈飛晚紅”，然后將“飛晚”二字用朱筆點去，在邊上寫了“簇小”二字。這樣的修改在竹垞老人的手稿中并非孤例。也就是說，朱彝尊作為編者修改了米萬鍾的原詩并將其刻入了《明詩綜》，致使被改后的米詩成了《明詩綜》刊刻的定稿。但從?？闭叩慕嵌瓤?，校勘這部分文字其實屬于?？薄俺尽保匀粦?yīng)該恢復(fù)原作者（而非編者）文本的本來面貌。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在用“編者稿本”作?？睍r，其初稿本的權(quán)威性可能會超過他的修改稿、定稿和初印本，這是因為它具有“稿本”和“抄本”的雙重性質(zhì)。根據(jù)稿本上的修改，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朱彝尊改詩的目的，以及改后的句子是否比原詩更好等等。這類分析體現(xiàn)了稿本在?？敝獾膬r值，但并不是校勘學(xué)所關(guān)心的。

用稿本?？狈亲髡呖痰臅?，我們舉了以上的兩種個案。這兩例手稿的性質(zhì)頗為不同，一為作者手稿，是作者的私人信札，非為刊刻之用；一為編者手稿，其抄錄原作者文本時做了修改。但歸納起來，使用這兩種手稿?？钡哪康亩际恰白畲蟪潭壬匣謴?fù)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雖然這樣做有時會違背編者的意愿。而進一步分析編者改動原文的初衷雖然具有很高的學(xué)術(shù)意義，但已不屬于?？睂W(xué)的范疇。

重新發(fā)現(xiàn)的麓臺題畫手稿曾被輯入兩種刊本，均由他人所刻：第一種是《麓臺題畫稿》，收入1844年沈氏世楷堂刊刻的《昭代叢書》；第二種《王司農(nóng)題畫錄》為王原祁六世孫王保譿于1934年所輯。從凌利中先生的?？敝形覀兛吹剑杏兄T多地方在刊刻時被刪改或誤植，今舉二例：第一條，刊本中所輯錄的“余前日于司農(nóng)處獲一寓目”句，在手稿中實為“余前于華亭司農(nóng)處獲一寓目”。據(jù)凌先生考證“華亭司農(nóng)”是王鴻緒，乃清初著名學(xué)者、朝廷重臣和大收藏家?！叭A亭”二字不見于刻本，或許并非編者的疏忽，而是有意為之，蓋儼齋不僅做官名聲不佳，亦因剽竊《明史稿》成果而被學(xué)林詬病。但以今天的角度看，儼齋與麓臺交往的史料頗罕見，故此條信息十分珍稀，而刪去“華亭”二字，這個信息就丟失了。再看第二十一條，此條刻本為“余二年前”，對比手稿得知，實為“余六年前”之訛誤。凌先生進一步考證了“余六年前”符合史實，而“余二年前”則與史牴牾。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和信札的寫作類似，文人畫家的畫跋也常有初稿，經(jīng)修改潤色之后再題于畫上，是為跋文的定稿。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共三十二則，其中有五件畫作仍然存世，這五件作品上的題跋應(yīng)視為題畫文本之定稿。在此我們看到使用稿本?？钡牧硗庖环N情況，就是這三十二則題跋其實是作者的初稿和修改稿（自留底稿），卻被編者用做刊刻出版的底本了，即編者刊刻的文本不是作者的定稿。因此對《麓臺題畫稿》和《王司農(nóng)題畫錄》二書的?？眮碚f，這三十二則跋文的權(quán)威文本應(yīng)該是用于刊刻的底本，也就是王原祁的自留底稿，即便對其中五則有定稿存世者也不例外。這一點在題畫手稿第五條《題丹思代作仿大癡》中顯得尤為必要。此畫今存世，著錄于《中國古代書畫圖錄》（十四冊，260頁，桂1-130）。我們發(fā)現(xiàn)畫作上的題跋（定稿）將“丹思代作”的信息去掉了，而此信息在美術(shù)史上非常重要。前人一再記載王敬銘是王原祁的代筆人，但也只見諸他人的文字?，F(xiàn)在我們看到麓臺在他題畫的自留底稿中親筆記錄了“丹思代作”，并有傳世畫作可資對比，這是中國繪畫史上關(guān)于代筆問題的一個重要而罕見的完整證據(jù)鏈，?？睍r自然應(yīng)予保留?？墒亲髡咄踉钌安⑽纯踢@些自留底稿，也并不希望讀者通過畫上的題跋了解到畫作其實是王敬銘的代筆，他在自留底稿中寫入“丹思代作”只是為自己留個記錄而已。如果?？钡哪康氖亲畲蟪潭壬匣謴?fù)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那么就應(yīng)該基于王原祁在畫作上的跋文（定稿），把“丹思代作”四字刪去，但這顯然不是我們在?？敝邢胍龅氖虑椤Ｓ纱丝梢?，使用王原祁手稿校勘刻本與上述的四種案例不盡相同，我們的校勘目的是要最大程度上恢復(fù)原作者寫作的本意。而這里的“本意”與前面四例中所見的“最大程度上恢復(fù)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并不一致。這是使用稿本?？钡牡谖宸N情況：編者所刊是作者的初稿或修改稿（自留底稿），?？睍r作者定稿不能完全取代它們。

從以上五例我們看到，利用稿本?？睍r，情況十分復(fù)雜，雖然還可以對更多類型的案例進行分析梳理，囿于篇幅不遑贅述。概言之，我們歸納以下兩點：一、 對作者本人所刊之書，使用稿本?？钡哪康膽?yīng)該是最大程度上恢復(fù)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二、 當書籍的編者并非作者本人時，使用稿本?？钡哪康膭t是要最大程度上恢復(fù)原作者寫作的本意。雖然很多情況下“作者的寫作本意”和“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文本面貌”是一致的，但也未必盡然，此時只有使用稿本?？辈庞锌赡苷鎸嵉剡€原作者的寫作思想?；蛟S這正是稿本在?？睂W(xué)上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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