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冠三將軍原秘書回憶1959年3月在拉薩經歷武裝叛亂

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發(fā)動全面武裝叛亂，宣布“西藏獨立”。事件的起因是達賴喇嘛自己提出，要到西藏軍區(qū)看文工團演出引起的。早在這年2月初，布達拉宮舉行“跳神”大會，邀請了中共西藏工委秘書長郭錫蘭、西藏軍區(qū)副司令員鄧少東前去觀看。達賴喇嘛在他的臥室會見郭錫蘭和鄧少東時主動提出：“聽說軍區(qū)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演出許多新節(jié)目很好看，我想看一次，請你們給安排一下！”

【1951年5月23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與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在北京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朱德副主席、李濟深副主席、陳毅副總理等出席簽字儀式?！?/p>

郭、鄧當時欣然應允。他倆從達賴臥室出來后，又將這件事告訴了在那里看“跳神”的噶廈全體噶倫和達賴的副官長帕拉。以后工委、軍區(qū)作了歡迎達賴看戲的準備，經統戰(zhàn)部與達賴副官長多次協商，最后由達賴喇嘛親自決定3月10日到軍區(qū)禮堂看文工團演出。當時，達賴考“格西”已經結束，心情也輕松愉快，安排看一次戲，也是很正常的事?？墒?，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妄圖發(fā)動武裝叛亂蓄謀已久，他們利用達賴要到軍區(qū)看戲作為制造叛亂的借口，造謠煽動說：“軍區(qū)要趁達賴喇嘛看戲，用直升飛機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軍區(qū)要毒死達賴喇嘛”等。他們欺騙脅迫拉薩市民和喇嘛，于3月10日晨前往達賴住地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到軍區(qū)去。一時間拉薩商店紛紛關門，群眾搶貯食物、飲水，同時有上千名叛亂分子手持小白旗在八廓街上游行呼喊“西藏獨立”、“漢人滾回去”等反動口號。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委員、愛國進步人士帕巴拉·索朗加措在羅布林卡門前被叛亂分子打死。叛亂分子又將帕的尸體綁在馬尾巴上，藏軍騎在馬上，鞭馬拖尸，在市內游行示眾，其情景慘不忍睹，接著他們又在羅布林卡大門前，用石頭打傷西藏卸任噶倫、軍區(qū)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的頭，桑頗的汽車也被砸壞。他們還預謀加害時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秘書長、軍區(qū)第一副司令員的阿沛·阿旺晉美。阿沛當天上午正值主持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政治學習，因學習時間尚未結束，不能早去羅布林卡，才得以幸免。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以保護達賴喇嘛安全為名，煽動和組織武裝叛亂分子、部分群眾、喇嘛包圍了羅布林卡。

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fā)生游行示威活動。

下午2時半，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夏蘇、柳霞三人來到軍區(qū)禮堂休息室，詭稱：“我們在事前不知道達賴喇嘛要到軍區(qū)看戲，現在由于達賴近侍機構、三大寺部分堪布，地方僧俗官員和群眾的阻攔，達賴已不能來軍區(qū)看戲了”。工委秘書長郭錫蘭、軍區(qū)副司令員鄧少東對索康等人的謊言當面予以駁斥。指出：“達賴今天要來軍區(qū)看戲，是2月7日在布達拉宮跳神儀式上達賴喇嘛親自向我們兩人提出來的，當時我們就把達賴這一意愿及軍區(qū)表示歡迎的態(tài)度告訴你們三人和達賴的副官長帕拉。以后工委統戰(zhàn)部負責同志又多次與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商議了具體接待事宜?，F在你們怎么說不知道此事呢？”索康等三人的謊言揭穿后，面紅耳赤，啞口無言，狼狽不堪。譚冠三將軍以中央人民政府代理代表的身份嚴正指出“今天的事件，完全是一小撮反動分子有預謀搞的，你們要以維護祖國統一為重，任何人想搞叛亂是沒有前途的?！弊T冠三將軍還責令噶廈政府“要負責保護好達賴喇嘛的安全，要嚴肅追查今天這一事件的主謀人。法辦殺人兇手，處理好堪窮索朗加措的善后事宜。否則，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們噶廈負責！”索康等人一個個惶恐不安，不停地點頭彎腰稱“是！是！”

開國中將譚冠三

但是，索康等人還未離開軍區(qū)，叛亂分子已明目張膽、荷槍實彈包圍了工委、軍區(qū)機關。他們還強迫裹挾上百名婦女在門口呼喊反動口號。與此同時，叛亂分子在羅布林卡召開“人民會議”，公開提出“西藏獨立”，并決定調三大寺部分喇嘛和康區(qū)叛亂分子進駐羅布林擔任達賴警衛(wèi)。當晚各地進入拉薩的叛亂分子已達近萬人，藏軍和叛亂武裝人員糾集一起，打冷槍、砸石頭，攻擊我駐軍和工作人員，并瘋狂迫害愛國進步的上層人士和在拉薩參加工作的藏族工作人員，其瘋狂氣焰，愈演愈烈。

譚冠三政委十分關心愛國朋友的安全，冒著被“打冷槍”“扔石塊”的危險，親自登門請阿沛搬到安全地方。當阿沛以工作為重，不顧個人安危，堅持住在家里時，譚政委親自布置警衛(wèi)分隊，加強保衛(wèi)措施，務必確保阿沛和他一家的安全。他還真誠地邀請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一大批愛國朋友，攜帶家屬搬進了安全地方居住。他對班禪大師也十分關心，除給在日喀則的班禪額爾德尼發(fā)電通報拉薩反動分子活動情況外，還電告日喀則分工委、駐軍要與“堪廳”密切合作，確保班禪大師安全、確保扎什倫布寺的安全。譚冠三政委對西藏工委機關、中央駐西藏外事幫辦處、西藏干部學校、青年聯誼會、婦女聯誼會、西藏體委、拉薩人民醫(yī)院等工作人員也十分關心，冒著叛亂武裝持槍阻攔，向汽車扔石頭等危險處境，不顧個人安危，連續(xù)不斷到這些單位給漢藏工作人員講形勢、講政策、檢查警衛(wèi)安全措施鼓勵教育大家不怕犧牲，堅持斗爭。

當時，情況十分復雜，上層反動分子異常囂張，斗爭極端尖銳，政策策略性極強，對當時每一件事情的處理都至關重要，影響很大。在這關系到祖國統一和分裂、關系到我軍能否在西藏站穩(wěn)腳跟、關系到西藏人民革命的前途、關系到百萬農奴得解放的命運問題的最關鍵時刻，譚冠三將軍擔任了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主持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軍區(qū)全面工作（此時，中央代表張經武因病在海南島治病療養(yǎng)，軍區(qū)司令員張國華正在北京，尚未回藏），政治、軍事雙副重擔壓在他的肩上。

此時的譚冠三將軍已年過半百。當年他跟著毛澤東從井岡山斗爭，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日戰(zhàn)爭他又在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領導下，堅持在華北、冀魯豫與日寇斗爭，度過了8年的艱苦歲月。1942年在太行抗日反掃蕩斗爭中頭部受傷，留下了以后常常發(fā)作的頭痛后遺癥。3年解放戰(zhàn)爭，他在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的麾下南征北戰(zhàn)，轉戰(zhàn)八省，行程二千多里參加淮海戰(zhàn)役渡江作戰(zhàn)和解放大西南戰(zhàn)役。他進藏8年，一直在高原缺氧的條件下，堅持斗爭和工作，還患有高血壓。他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從來沒有說一句“休息一下”，仍然帶病堅持在西藏高原。

拉薩發(fā)生叛亂后，譚冠三將軍于當天下午6時立即向中央和中央軍委發(fā)了電報，詳細匯報。中央和軍委對西藏事態(tài)發(fā)展極為關注。同時，譚冠三將軍要我通知剛剛從阿里慰問由新疆趕回拉薩的西藏工委副書記周仁山，軍區(qū)副司令員鄧少東，副政委詹化雨，副參謀長扶廷修，及軍區(qū)、工委機關有關部長參加緊急會議，研究今天發(fā)生的情況，分析了事件的性質，并提出工委、軍區(qū)應做好應付突發(fā)事變的準備，要求各單位備糧貯水，加修工事，準備長期固守。

會后，譚冠三將軍非常關心達賴喇嘛的安全。他讓工委統戰(zhàn)部副部長梁洪和處長李佐民兩人留下，以中央代理代表的名義寫了一封短信給達賴喇嘛。他起草好草稿，叫我用工整的正楷字抄寫清楚，由李佐民處長翻譯成藏文，當晚由統戰(zhàn)部通過嘉措林活佛（達賴的侍讀）送到羅布林卡達旦頗章宮殿里，將信親手交給達賴喇嘛。當時達賴非常憂慮，看了譚冠三將軍來信，心情十分激動，他又問了加措林有關羅布林卡外面的一些情況。

3月11日，達賴給譚冠三政委寫了第一封信。譚冠三將軍當天收到達賴第一次來信，立即電話通知工委周仁山副書記和軍區(qū)的鄧少東副司令員、詹化雨副政委來軍區(qū)二號院共同研究決定，應該再給達賴喇嘛寫第二次信，一是以示中央代表對達賴的關懷和對目前局勢的關注；二是責令噶廈立即制止當前拉薩出現的嚴重形勢。同時大家商量應該將達賴來信及譚冠三兩次寄信的原文專題上報中央，譚政委同意了。

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親筆信

3月12日，達賴第二次給譚冠三政委復信。3月15日譚冠三根據中央指示，第三次給達賴寫信。這封信是通過卸任噶倫噶雪巴第二天秘密地送給達賴的。達賴喇嘛看完信后，又問了噶雪巴外面的一些情況。達賴要噶雪巴在客廳稍候，自己把來信又讀一遍，他感謝中央人民政府和譚冠三政委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又感到當前局面的嚴重性。他又給譚冠三回了第三封信。

譚冠三將軍在1959年3月給達賴喇嘛的三封信，既堅持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原則，又充分體現了我黨我軍對達賴喇嘛的尊重、愛護和關懷，同時對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反動分子的分裂祖國陰謀進行了及時的揭露和斗爭。隨后，新華社于1959年3月29日原文發(fā)表了《譚冠三將軍和達賴喇嘛的來往信件》、《人民日報》刊載了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三封信藏文原本照片。譚冠三將軍給達賴喇嘛三封信的發(fā)表，在國內外影響很大，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一致好評，以及國際輿論的高度評價。

“樹欲靜而風不止”。3月16日，聚集在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突然向我拉薩運輸站開槍射擊。17日，叛亂武裝除繼續(xù)向我運輸站、加油站開槍、開炮，還對我中央駐拉薩的辦事處、氣象局、郵電局、貿易公司等多處進行武裝圍攻。叛亂分子還對自治區(qū)籌委藏族工作人員和愛國進步人士及其家屬進行殘酷迫害。與此同時，西藏上層叛亂集團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的名義，秘密向國外西藏人宣布“西藏獨立國”已成立，并向鄰國印度政府請求支持。上層反動分子從布達拉宮金庫取出大量金磚、金幣和印度盧比，并征集騾馬向羅布林卡集結，積極作出逃跑的準備。在羅布林卡，由新任叛亂武裝司令堪窮達熱在召開的“人民會議”上宣讀達賴十七日簽署的給叛亂武裝司令轉全體人民的一份執(zhí)照，執(zhí)照稱：“西藏過去是獨立的國家……僧俗人民和各地官員應接受各武裝司令共同指揮?！?/p>

1959年3月17日下午3時，譚冠三政委和中央統戰(zhàn)部部長徐水進行了通話。譚冠三政委向徐冰部長匯報了拉薩16、17日兩天情況后，特別向徐冰說：“西藏那個大人物，看樣子是要走了，可能從山南方向逃往印度，請中央給予緊急指示！”當時潭冠三不知道毛澤東主席在武漢視察，在他面臨西藏這樣重大問題迫在眉睫之際，只有請示中央指示。徐冰同志在電話上轉告了毛澤東主席關于西藏問題的指示精神。他說：“毛澤東在武漢找了張經武、張國華同志，給他們談了話。對達賴本人仍多方做爭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動派把達賴劫走，敵人這樣做不論是否達賴本人的決定，對我們毫無壞處。如果達賴其一群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達賴年輕，跑到國外無非是多罵我們幾年，歷史將證明，我們共產黨是罵不垮的！”

譚冠三政委接到徐冰部長傳達毛主席“達賴外逃，不要阻攔”的指示后，心情非常激動。他反復考慮，現在達賴被一伙上層叛亂分子包圍，一旦動武打起來，叛亂分子必定完蛋，他們定加害達賴。為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感情，再三考慮達賴的安全我們只有網開一面了。達賴外逃，就任其逃出，不予阻攔。下午4時許，他又叫我同鄧副司令員、詹副政委、扶副參謀長立即到二號院會議室，緊急商量部署駐拉薩至山南沿途我軍在發(fā)現達賴及其隨同人員外逃時，部隊一律不予追擊阻攔。達賴及其隨行人員果然在3月17日深夜，偷渡拉薩河朝山南方向出走逃離拉薩，經過錯那宗到達坎其曼，進入印度境內。在長達兩周的外逃途程中，達賴一行既未受到解放軍的追趕，也未遇到解放軍的阻截。

譚冠三經過查實達賴同一批上層反動分子已于17日深夜逃走的情況后，立即向中央作了報告。

1959年3月20日凌晨3時40分，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反動集團糾集的叛亂武裝分子在拉薩向我發(fā)起全面進攻，工委、軍區(qū)遭叛亂分子攻擊，軍區(qū)司令部遭叛匪炮擊，拉薩市區(qū)也一片槍聲。我拉薩運輸站建筑工程處一度遭敵攻進院內，都被我機關民兵英勇擊退。當時戰(zhàn)情極端緊張嚴峻，叛匪更為瘋狂猖獗，向我各處猛烈攻擊。

1959年3月20日，駐藏人民解放軍在譚冠三的指揮下，對叛亂武裝實施反擊。圖為譚冠三將軍召開平叛緊急會議。

5時，譚冠三政委在軍區(qū)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軍區(qū)副司令員鄧少東、副政治委員詹化雨、工委副書記周仁山、司令部副參謀長扶廷修、政治部副主任周特夫、后勤部政委李華安、5團政委喬學亭、159團團長郭志顯、炮兵308團政委宋盛祥，以及司令部作戰(zhàn)、情報部門負責人等。會議認為：達賴逃走后，留在拉薩叛亂武裝力量逐漸減少，為防敵繼續(xù)向山南轉移，我應立即對叛亂武裝進行反擊。譚冠三政委最后說：“目前叛匪盡管有近萬余眾，但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我們只有2個團12個連不過千人，敵多我10倍。但我們是久經考驗的能攻善守的堅強部隊，我們不打則已，打則必勝，我們是充滿必勝的信心的！一定打好，向黨中央負責！向全國人民負責！”會議決定：20日上午10時向叛匪發(fā)起全面反擊。軍區(qū)隨即將上述決定報告軍委。10時零5分，平叛部隊向叛亂武裝控制的藥王山開始進攻。戰(zhàn)士們打得很頑強，很快占領了藥王山，部隊繼續(xù)奉命向西羅布林卡一帶攻擊。這時正是11時零7分，接到軍委總參由北京9時30分發(fā)來的電報（這是對凌晨軍區(qū)請示的復電）。電報說：“拉薩打響，達賴逃走，對解決西藏問題不是壞事，目前作戰(zhàn)方針應該是：盡力設法控制要點，阻止敵人向南的通路，全力抓住在拉薩市區(qū)的敵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達，然后聚殲。”“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如果發(fā)生正面武裝沖突，我方可能出現被動局面，所以不同意你們打。你們可依托堡壘工事，就地堅守，盡量縮小防區(qū)，等待內地增援部隊進藏?！?/p>

譚冠三、鄧少東、詹化雨三位將軍看了電報都顯得緊張而沉重，部隊已打了一個多小時了，戰(zhàn)斗正在順利進行，仗若停下來，后果不堪設想。譚政委反復思考，最后下定決心，他斬釘截鐵地對鄧、詹說：“打！繼續(xù)打！堅決打好這一仗，一切后果由我負責！”鄧、詹也一致同意打下去。

譚冠三政委戎馬一生，身經百戰(zhàn)，在1959年3月20日凌晨果斷做出的決定，也許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影響最大、意義也最深遠的一次決定。這個決定掀開了西藏發(fā)展史上最光輝的篇章。古城拉薩隆隆的炮聲，成了埋葬封建農奴制度的喪鐘，也為民主、自由、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誕生，鳴響了禮炮。

3月20日10時，我軍奉命開始自衛(wèi)反擊，攻擊部隊在炮火配合下對盤踞在拉薩的叛亂武裝進行作戰(zhàn)。

譚冠三政委在戰(zhàn)前作戰(zhàn)部署會議上，明確交代參戰(zhàn)的各級指揮員：“務必要求所有部隊嚴格執(zhí)行政策紀律，攻擊目標，一定要盡量避開文物古跡和寺廟，寧愿部隊遭受損失，也要保護好重要寺廟，任何人不得違犯。”布達拉宮下面有一個叛匪重要據點，譚冠三給扶廷修副參謀長下令：“進攻這個據點，一定不能損壞布達拉宮，這是頭等政治問題”。21日深夜12時，譚冠三政委接到攻擊部隊指揮員報告：“叛匪在火力攻擊和政策喊話下，已被迫投降，我軍已占領大、小昭寺。”譚政委接完電話，立即對我說：“你坐車去大昭寺、小昭寺看看，寺廟文物是否受到炮火損壞？部隊執(zhí)行俘虜政策如何？”我當即馳車前往察看，回來時向譚政委報告：“大、小昭寺基本沒有受到什么大的損壞，被俘叛亂人員已由團政治處管起來了，情緒看來還較安定?！弊T冠三政委聽了我的匯報后，才放下了心。

譚冠三政委對羅布林卡的情況更為關心，戰(zhàn)斗剛一結束，他就把警衛(wèi)營營長朱秀山叫去，說：“你馬上帶人去羅布林卡看看打掃戰(zhàn)場時，一定要注意保護那里一草一木，任何人不準隨便進去，那是達賴喇嘛的夏宮。”譚冠三依然放心不下，第二天上午9時，他帶警衛(wèi)參謀梁洪祥和我一同馳車到羅布林卡的“永恒不變宮”停下。已被任命為羅布林卡軍事管制的負責人、西藏軍區(qū)后勤部副政委徐愛民在院內迎接譚政委，并向譚政委報告說：“按照你的指示，這里叛匪被殲后，我?guī)Р筷犨M入羅布林卡，到處是一片狼藉，臟亂不堪，達賴喇嘛夏宮的居室也是混亂不堪。我們已連夜初步清理，對達賴的居室已派人守護，庭院的花果樹也及時進行了修整，請首長檢查?！弊T政委聽了徐愛民的報告后，滿意地說：“你們辛苦了，你們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們眼光看遠一點，這是政策問題、民族問題，做好了，將來影響很大。達賴喇嘛住過的地方要重點保護好，要有專人管理，任何人不許進去。這件事就由你徐愛民負責?！弊T政委看到陽臺上有兩盆牡丹花，他又叮囑徐愛民說：“我知道達賴喇嘛很喜歡牡丹花，你們一定要把牡丹花保護好，要看遠一點，總有一天，達賴喇嘛會回來的?！?/p>

譚政委又在羅布林卡園內步行巡視一遍，直到12時過，他才返回軍區(qū)機關。

自3月20日15時起到22日上午9時，平息拉薩叛亂的戰(zhàn)斗結束，三天兩夜總計52個小時，譚冠三政委晝夜不眠，全神貫注指揮平息叛亂的作戰(zhàn)，沒有離開指揮所一步。他沒有睡好一個囫圇覺，沒有吃好一頓熱飯。有時熱菜、熱飯送到指揮所辦公桌上，因他指揮部隊，了解戰(zhàn)斗動態(tài)，顧不上吃，炊事員連著熱了兩三次，他還是顧不上吃一口。老炊事員施文俊心疼地給他熬點藕粉湯送來，譚冠三一邊工作、一邊喝湯，既充饑又解渴。他就是這樣日以夜地堅持在平叛斗爭的第一線指揮，徹底殲滅了盤踞拉薩的叛亂武裝，打掉了武裝叛亂的指揮中心，取得了平息西藏反動集團在拉薩發(fā)動叛亂的完全勝利。

被俘獲的西藏叛亂分子

戰(zhàn)斗一結束，譚冠三政委首先想到的是他應該向中央發(fā)電報檢討。他對我說：“凌晨決定部隊平叛行動后，作戰(zhàn)方案報上去了，沒有接到復電就打了。打到一半軍委叫停下來，以后又向總參報告了拉薩敵我形勢，我軍已開始行動，對我極為有利，而且能夠以少制多確保這次打勝。下午2時又接軍委總參來電同意還擊。這次仗是打勝了，但有個組織紀律不周的問題，能不檢討嗎？”譚冠三政委一貫具有很強的組織紀律觀念，謙虛謹慎善于團結“一班人”并發(fā)揮助手的積極性。他敢于承擔責任，遇事從不推諉，不文過飾非。他的這種高風亮節(jié)的品格一直受到廣大干部、戰(zhàn)士的尊敬。

藏胞慰問平叛部隊

3月下旬，張國華司令員回到拉薩，組織指揮了山南戰(zhàn)役，解放軍出師10日，奔襲千里，一舉蕩平了叛亂武裝的老巢。進藏部隊在廣大西藏人民的積極協助和支持下，展開了全面平叛的進剿作戰(zhàn)，歷時3年，至1962年3月，西藏平息叛亂的斗爭才告全部結束。

譚冠三政委因長期在高原帶病堅持工作，到1962年底對印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結束后，他的健康狀況受到嚴重損害。中央對他十分關心，決定讓他回內地治療。他離開西藏后，無時無刻不在常常懷念，關心西藏的建設發(fā)展和在藏的戰(zhàn)友、藏族老朋友?！拔母铩苯Y束后，1977年7月，西藏軍區(qū)慶祝解放軍建軍50周年活動，邀請了軍區(qū)首任老政委譚冠三赴藏參觀視察。時已70歲高齡的譚冠三，回到日思夜想的西藏，連續(xù)參觀訪問、會見老戰(zhàn)友、老朋友，他的心情格外興奮?！鞍艘弧苯ㄜ姽?jié)后，他回到四川，又到新津參觀當年進藏部隊的后方基地，終因勞累過度突發(fā)腦血栓癥，從此臥床不起，直至1985年12月6日與世長辭。

在他臨終前，譚冠三莊嚴地向黨組織提出了請求：“我死后，請把我的骨灰運回西藏，埋在高原，我永遠長期建藏！”他逝世后，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了他的遺愿。1986年8月1日，西藏自治區(qū)黨政軍民懷著深厚的感情，在拉薩河畔“八一”農場蘋果園隆重舉行了譚冠三骨灰安放儀式。他的長子譚戎生又子承父志，從北京調往西藏，接下了父親交給的“戍邊衛(wèi)國、長期建藏”的光榮而偉大的任務！

譚冠三將軍

譚冠三政委雖然離開我們快15年了。他在西藏和平解放、統一祖國大陸、維護祖國統一和加快西藏發(fā)展，促進漢藏團結方面所作出的歷史貢獻，將永遠銘記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本文作者系譚冠三將軍原秘書金良平）

本文摘自《懷念老西藏代表譚冠三》一書，由《祖國》雜志社宋志嬌編輯整理，原文有刪減。轉載請注明來源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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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黨在這里打響甘肅境內革命武裝斗爭第一槍 武裝

三月的廣香河畔

兩當兵變紀念館靜靜佇立

無言地講述著

那段戰(zhàn)火中的燃情歲月

這里，曾打響了

甘肅境內革命 武裝斗爭的第一槍

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同志

領導的兩當兵變就發(fā)生在這里

▲ 兩當兵變紀念館

歷史隨風遠去

記憶卻不曾磨滅

廣香蒼茫之間

故道逶迤之間

濃墨重彩的革命征程

成為永恒的光輝印跡

開展兵運，策動兵變

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敢于任用進步人士，從1929年至1931年，中共地下黨陜西省委曾先后派習仲勛、李秉榮、李特生、陳策、呂劍人、劉書林、陳云樵等人到警備三旅二團一營工作。習仲勛等同志到該營后，成立了黨的領導小組。在黨小組的領導下，他們遵照省委指示，積極開展兵運活動。

▲ 1932年3月，兩當兵變前的習仲勛。

1932年年初，舉行兵變條件基本成熟，此時傳聞一營要開往甘肅 徽縣與二營換防。一營官兵大部分是乾縣、禮泉人，不愿到離家更遠的山區(qū)去，抵觸情緒很大。營黨委便立即召開會議，決定趁換防之機舉行兵變。地下黨員、營部文書劉書林前往西安，向陜西省委第二次匯報。省委同意兵變計劃，并指示兵變后將部隊拉到 旬邑與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劉志丹部匯合。隨后，省委派省軍委秘書劉林圃為特派員，由交通員張克勤做向導來到 鳳縣。

劉林圃到達鳳縣后，在雙石鋪豐禾山廟內召開營黨委會議，決定在甘肅兩當縣城宿營時，于午夜12時舉行兵變，根據省委指示，兵變由劉林圃協助營黨委全面領導。幾天后，一營果然接到團部命令：開往徽縣和二營換防。

兵變槍聲在兩當縣城打響

1932年4月1日拂曉，一營一、二連和 機槍連隨營部從鳳州、雙石鋪出發(fā)向兩當移防，劉林圃隨軍前行。當日黃昏，部隊行至甘肅兩當縣城宿營。

▲老南街，“兩當兵變”舊址就在該街道中段 。

晚上八九點鐘，劉林圃和營黨委決定在縣城北門外一個馬車店內召開營黨委擴大會議，全營所有黨員干部參加。會上，習仲勛簡要向大家介紹了劉林圃，并向大家講明會議意圖。接著劉林圃傳達了省委的決定，講述了全國的革命形勢，分析了兵變的有利條件和兵變的重大意義，并對晚上兵變行動作了具體的安排和部署。會議決定推舉許天潔為兵變總指揮，兵變在午夜12時舉行，由許天潔鳴槍為號，各連先將反動連長處決，不是黨員的排長下槍帶走。會議還決定由呂劍人負責一連并收繳機槍連的槍械，二連一排長高瑞岳帶領全排士兵去營部解決營長王德修和警衛(wèi)班，左文輝、張子敬帶領本排戰(zhàn)士分別把守東、西兩城門，各連、排完成任務后，迅速將隊伍帶到北門外集合。

▲ “兩當兵變”舊址

午夜12時，“兩當兵變”準時打響。各連起義戰(zhàn)士按計劃紛紛行動起來，起義的槍聲驚動了機槍連，該連代理連長被一名戰(zhàn)士擊斃，但機槍連與呂劍人率領的一連形成對峙，戰(zhàn)斗進行得非常激烈，機槍連始終未能被解除武裝。

同時，左文輝、張子敬等帶領各排堅守東、西兩城門。高瑞岳帶領全排去抓營長王德修，王德修聽到槍聲，知道情況不妙，早已逃跑。起義的三個步兵連200多人在各連負責人率領下迅速撤出兩當縣城，到北門外姚溝渠集合，劉林圃問起義戰(zhàn)士愿不愿回 陜北找劉志丹當紅軍，戰(zhàn)士們一致高喊“愿意”。隨之部隊連夜北上，沿廣香河向太陽寺方向前進。

4月2日凌晨，200多人的起義部隊到達兩當縣境最北端的太陽寺休整，營黨委研究部隊整編事宜，劉林圃宣布，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選舉許天潔為作戰(zhàn)總指揮、支隊長(兼三連連長)，習仲勛為政委；任命呂劍人為一連連長，高瑞岳為二連連長，左文輝為三連副連長。

▲ 兩當太陽寺

當天下午，部隊從太陽寺向北繼續(xù)進發(fā)，約一周后到達寶雞縣(現 寶雞市陳倉區(qū))西部的渭河岸，渡過渭河，經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隴邊境進入 隴縣八度、娘娘廟一帶，繼而又進入千陽縣北端的高崖、花花廟。起義部隊沿途與敵軍作戰(zhàn)多次，均取得勝利。當行至甘肅省靈臺縣頁嶺一帶時，起義部隊與國民黨楊子恒部遭遇，被截住去路。

為保存實力，起義部隊進入 麟游縣以北的催木一帶，指揮部針對當時處境，決定派呂劍人和劉林圃前往乾縣了解情況，派習仲勛、左文輝去西蘭公路一線偵察敵情，由許天潔、李特生負責將部隊帶到麟游和 永壽兩縣交界處岳御寺休整。

不料，當部隊向岳御寺進發(fā)時，因道路不熟，被盤踞在這一帶的大土匪頭子王結子匪軍突然包圍，激戰(zhàn)數小時，終因起義部隊長途行軍疲勞過度，彈藥不足，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傷亡嚴重，失去戰(zhàn)斗力。起義戰(zhàn)士多為 乾縣、禮泉人，幸存者情緒低落，士氣減弱，部隊大部潰散，與劉志丹部會合的計劃未能實現。

革命火種沒有撲滅

風卷云涌，滄桑巨變。

兵變失敗后，營黨委書記習仲勛回到家鄉(xiāng)——陜西省 富平縣，仍然肩負起黨的地下工作的領導責任；李特生去了西安，逃脫了原一營長王德修的抓捕，和陳云樵一道受黨組織的介紹去蘭州繼續(xù)搞黨的地下工作；劉林圃、呂劍人、許天潔和幾名戰(zhàn)士，來到呂劍人同志的家鄉(xiāng)隱蔽休息了一段時間，他們曾準備把剩余的人員組織起來，奔赴陜北參加劉志丹部隊，但因當時無法和陜西省委取得聯系，因此劉林圃、呂劍人、許天潔先后到西安去找省委接頭請示工作。

劉林圃到西安后，即1932年9月的一天，到北大街教育館前的閱報欄旁看當天的報紙，卻不料被曾參加過“兩當兵變”的原一連一排一班長馬騰云等發(fā)現（以后叛逃到敵特務團當班長），將劉林圃扭送到團部，隨即轉押到楊虎城軍法處。3天后，被國民黨殺害于西安習武園。

呂劍人和許天潔一起到西安，省委交通員先一天與呂劍人取得了聯系，并約定時間、地點和當時省委主要負責人杜衡（后叛黨）見面。第二天就在呂劍人、許天潔去與杜衡碰頭見面時，走到西安鐘樓處碰上了原一營長王德修，王德修和旅長唐嗣同的勤務兵羅保成將呂劍人、許天潔扣押起來，后送軍法處。呂劍人被判為死刑，經我地下黨多方營救，改判為無期徒刑，許天潔被判刑15年。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釋放政治犯，他倆才先后出獄，呂劍人出獄后，黨組織安排他在黨中央白區(qū)工作部、中共陜西省委等處工作。許天潔出獄后被黨組織介紹到耀縣保安隊做黨的地下工作。

“兩當兵變”失敗了，但是，拋頭顱、灑熱血，堅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并沒有被“兵變”的失敗而挫傷斗爭的意志，相反，他們吸取了沉痛的經驗教訓，分別從各地秘密找到了黨的組織，繼續(xù)為黨的事業(yè)、革命的最后勝利而奮斗。

（資料來源于《中國共產黨隴南歷史》第一卷）

“兩當兵變”是在中共陜西省委的直接領導下

有組織、有步驟、有目的的

一次較大的武裝起義

它繼清澗起義之后

同旬邑、渭華暴動一樣

在當時是西北地區(qū)較早的起義之一

也是甘肅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最早的一次起義

它為我黨兵運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為黨在甘肅地區(qū)開展活動打下了基礎

尋訪·初心

素有“秦隴之捍蔽，巴蜀之襟喉”之稱的兩當縣，地處甘陜川交界的秦嶺南麓，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兩當兵變紀念館、兩當兵變舊址、太陽寺、楊店……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記者再次踏上這片鐫刻紅色基因的熱土，追尋那段光耀千秋的歲月。豐富的資料，翔實的內容，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紅色歷史畫卷在這里展開。位于廣香河畔的兩當兵變紀念館，其設兩當兵變事件、歷史傳承、兩當兵變主要領導人生平等三大展區(qū)六個單元，館內陳設的豐富、翔實的資料和內容，展現了一幅幅在兩當這片紅色熱土上可歌可泣的紅色歷史畫卷。兩當兵變紀念館講解員羅君艷介紹，近年來，兩當兵變紀念館圍繞紅軍長征在兩當的革命歷史，開展了一系列教育實踐活動，自開館以來，紀念館共接待訪客約300萬人。在這里，人們追尋先輩的紅色足跡；在這里，人們撫今追昔，獲得源源不竭的奮斗動力。“我時刻告誡自己，要努力學習，不負韶華?！?月10日，正在這里參觀的游客趙力告訴記者。在兩當兵變部隊改編地太陽寺，大槐樹剛剛發(fā)出新芽，無聲地訴說著魚水情深與如磐初心。78歲的老人肖世金坐在這里，給來往的游人講述著兒時從父輩口中聽到的那段歷史?！拔乙獙⑽抑赖?，講給后人，讓后代們都知道革命前輩的英雄事跡?！?“那個烽火連天、硝煙彌漫的時代過去了，但我們不能忘卻。守護他們，就是守住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守住一個國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蕩氣回腸的信念?！眱僧斂h黨史辦主任曹建國說。

凝聚奮進力量

坡里暴動：打響魯西武裝反抗封建軍閥統治第一槍 武裝

魯網9月17日訊平地一聲驚雷起,星星之火始燎原。1928年1月,中共東昌縣委在陽谷縣定水鎮(zhèn)坡里教堂發(fā)起了坡里暴動,打響了魯西大地武裝起義、反抗反動封建軍閥統治的第一槍。

20世紀20年代末,魯西處于軍閥統治之下,政局混亂,土雜武裝四起,戰(zhàn)亂不休,加之水、旱、蝗、瘟等自然災害,導致地無收成,疾病肆虐,勞苦群眾顛沛流離,無以為生。這種尖銳的階級矛盾,使魯西人民反抗軍閥統治的斗爭不斷發(fā)生,陽谷縣貧苦農民的斗爭更是如火如荼。

早在1925年,在大革命形勢的影響和共產黨的號召下,聊城籍省立第二中學的學生王寅生、孫大安、聶子政等進步青年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并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秋,王寅生在濟南與關向應一起,將在山東大學附中讀書的陽谷籍學生楊耕心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楊耕心利用寒假之機,在家鄉(xiāng)發(fā)展了四五名黨員,建立了中共九都楊支部,開始有組織、有步驟地鼓動農民開展斗爭。

1927年10月,中共東昌縣委(又稱魯西縣委)在聊城姚家園子成立。為了響應中共八七會議的號召,中共山東省委要求東昌縣委大力發(fā)展工農武裝,領導群眾舉行武裝暴動,建立工農政權,迎接全國革命高潮。

坡里教堂位于聊城、陽谷、莘縣三縣交界處,北距聊城、南到陽谷縣城各有50多華里。此教堂始建于1889年,由德國天主教士經營,這個帝國主義的堡壘還擁有幾十支洋槍和彈藥,豢養(yǎng)打手保護教堂。坡里以東郭店屯、九都楊一帶,是貧困農民最集中的地方,是1927年夏陽谷縣農民圍城抗捐斗爭的重要策源地。因此,中共東昌縣委決定在坡里發(fā)動農民,舉行武裝暴動。

中共東昌縣委為準備暴動,以山東省立第三師范、省立二中的共產黨員和團員為主,組織了有幾十人槍的武裝,并在聊城、茌平、博平、陽谷等縣發(fā)展共青團員,聯絡“紅槍會”等會道門部分首領,準備起義。當時坡里一帶活動著一支由韓建德領導的幾十人的綠林武裝。楊耕心多次溝通將其爭取為暴動的骨干力量。

楊耕心多次帶韓建德與縣委書記張干民、縣委委員聶子政等會面。

1928年1月14日,韓建德、聶子政率領暴動隊伍利用教堂晚上“晚禱”教徒可自由出入的有利時機,一舉攻進并占領全部教堂。

起義軍占領教堂后,王寅生和張干民立即從聊城趕到坡里。經過商議,決定立即宣布成立“東臨地區(qū)工農革命委員會”,并調博平縣袁樓黨支部的郭慶江、林夢白、袁敦臣等速至教堂加強黨的力量,切實掌握暴動隊伍及其發(fā)展方向,聶子政也在聊城縣(今東昌府區(qū))北周店組織了農協會員趕往坡里。

東昌道尹陸春元聞知暴動消息,大驚失色,連忙調集軍警及地方民團四五千人包圍了教堂,結果被起義軍打得落花流水。雙方從此進入了20余天的對峙攻守階段。

陸春元見久攻不下,遂向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求救。張宗昌派出一支配有鋼炮、迫擊炮、機關槍等先進武器的2000人隊伍趕赴坡里。在雙方的交戰(zhàn)中,暴動隊伍雖然英勇頑強,但是敵我力量過于懸殊,被迫突圍撤出教堂,轉移至冠縣以西一帶打游擊,后在軍閥部隊圍追堵截下,被迫解散。

坡里暴動是黨領導的山東最早的農民暴動之一,它沉重打擊了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在魯西和山東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本網記者)

責編 李云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