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

這個問題答主也是收藏了好久，總覺得這個“宮城”的說法放在這里將幾個城址比較，好像不太好回答，既然題主加了雙引號，可能也不完全是指宮城的意思，應該算是都城性質的城址吧，說起來，良渚、陶寺、石峁均發(fā)現(xiàn)了很大的城址，當然這和二里頭發(fā)現(xiàn)的城址還不太一樣，首先它們并不是處于相同地域，其次年代上也有差別，應該是不同的權力中心。

我們先來看良渚古城，年代約距今5250-4150年，面積約290萬平方米，面積大體和北京的頤和園差不多。這座古城，以良渚遺址區(qū)內的莫角山遺址為中心，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墻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xiàn)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墻也才底寬18米，頂寬15米，可見良渚古城的宏偉，上面堆筑純凈的黃土，夯實。良渚古城應該是當時環(huán)太湖流域地區(qū)的權力中心，不僅僅是因為古城的發(fā)現(xiàn)，還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玉器等具有較高等級的遺物。

陶寺遺址是一處面積很大的聚落遺址，這里發(fā)現(xiàn)有大、中、小3座城址，城內又分為大型建筑區(qū)域、祭祀區(qū)、倉儲區(qū)、手工業(yè)作坊、墓地等。大城址應該是陶寺中期，位于陶寺遺址中心區(qū)域，面積約280萬平方米，平面大體呈圓角長方形。還有一座中型的城址位于遺址的東北角，屬于陶寺早期建筑，面積約56萬平方米，平面呈不規(guī)則狀。陶寺城址可能也是當時一處重要的都邑性城址。石峁城址由“ 皇城臺”、內城、外城及三道石砌臺基及石墻構成。并且，還發(fā)現(xiàn)了城門、墩臺、角樓以及疑似馬面的附屬建筑。其中“ 皇城臺” 是當?shù)厝藢σ惶幤鍪_地的稱呼， 位于內城中心部位偏西， 為四面包砌護坡石墻的臺城；內城以“ 皇城臺”為中心， 沿山勢砌筑石墻， 形成一個封閉的空間；外城則依托內城東南部的墻體修筑一道不規(guī)則的弧形石墻， 與內城東南墻結合構成相對獨立的外城區(qū)域。它大致呈方形， 石墻轉角處為圓形，臺頂面積8萬余平方米。通過對石峁城址的發(fā)掘，我們認為石峁城址城內面積在400萬平方米以上，年代不晚于夏。

石峁城址遺跡分布圖

外城東門平面圖

至于二里頭遺址，不必多說，其年代晚于以上的三個城址，如果要比較年代最早，二里頭遺址則被排除在外。那么以上的三個城址，那個是最早的“宮城”呢？答主認為三個城址在年代上其實差不多，良渚的更早一些，陶寺和石峁的相對晚一些，如果從年代上來良渚更早一些，但是如果是從性質上來講，答主認為陶寺和石峁似乎更符合“宮城”的性質。不管是哪種，這些都城都應該是當時那個地區(qū)權力的中心。

嚴肅對待學術，認真回答問題，希望得到大家的點贊、關注和轉發(fā)。

鳳凰網歷史頻道曾對話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楠，其研究方向：新石器商周考古）。他就良渚文明與“最初的中國”、中華文明關系做了專業(yè)的陳述。

1、良渚古城可否稱為“中國最早的王城”？

考古發(fā)現(xiàn)證實，良渚古城的空間布局展現(xiàn)出明顯的三重結構，即最中心為莫角山宮殿區(qū)，其外依次被內城和外郭所環(huán)繞，這樣的結構被認為是中國古代都城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開創(chuàng)意義。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

歷史上多個王朝都城沿用三重結構的城市布局，用來規(guī)劃和反映不同的分區(qū)功能和等級秩序，即宮殿區(qū)是帝王將相居住、朝政之地，內城是一般貴族之所、手工業(yè)作坊、糧倉一類庫房、商貿市 井等專屬區(qū)域，外郭是較低階層平民百姓的生活區(qū)域。良渚古城的考古發(fā)現(xiàn)，把中國古代都城最初的三重結構及其功能特征上溯到5000多年前，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2、“良渚是中原以外地區(qū)較早興起的另一個獨立的文明實體”。為什么說良渚文化是獨立于中原地區(qū)的文明實體？在您參與過的良渚遺址發(fā)掘工作中，感受到良渚文化與中原地區(qū)的遺址、文化有哪些不同？

商王朝作為中原地區(qū)的成熟文明早已得到考古學上的證實，盡管二里頭文化是否等于夏王朝文化尚存爭議，但把二里頭文化視為中原地區(qū)的一個政治或文明實體（二里頭國家）是沒有問題的，許宏先生明確將其稱之為“最早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陶寺文化同樣被認為已進入文明時代，何駑先生不僅認為陶寺遺址很可能就是“堯都”，并進而強調，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陶寺才是“最初的中國”。韓建業(yè)先生認為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國”，其范圍涵蓋現(xiàn)代中國大部分地區(qū)，而實際上他所表達的是，不同地區(qū)的許多不同文化在那個時期就已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即“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不過，這顯然不能被當作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或文明實體。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三位學者雖然使用相似的概念，但其視角和解讀有多么的不同。

那么二里頭文化時期甚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原以外地區(qū)究竟是否還存在著其它的文明實體？答案是肯定的，良渚文化就可以作為一個實證的例子，即“它是中原以外地區(qū)較早興起的另一個獨立的文明實體”。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是基于近三十多年來良渚考古的一系列重大新發(fā)現(xiàn)和不斷深入研究。

一方面在于，與同時期中原以外地區(qū)的其它文化相比，良渚文化的發(fā)達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文明現(xiàn)象表現(xiàn)得更加充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與中原地區(qū)早期文明的代表陶寺文化相比，有以下不同：

其一是年代上的不同，良渚文明形成的時間明顯早于陶寺文明，后者在良渚文明的末期階段才開始出現(xiàn)。

其二是文化特征的不同，舉例來說，在經濟生活方面，良渚文化稻作農業(yè)發(fā)達，廣泛使用石犁，輪制陶器技術高超，炊器以陶鼎為代表；陶寺文化為粟作農業(yè)，使用石斧、石鏟，制陶技術包括手制、輪制和模制，炊器以陶鬲為主。從大型建筑的營建技術看，良渚文化莫角山宮殿臺基采用沙層與泥層間隔的夯筑方法，夯窩呈現(xiàn)為圜底特征，系使用圓頭夯具所致；陶寺宮殿為黃土夯土臺基，普遍存在夯土板塊，均使用平頭夯具。良渚古城用石塊鋪成寬闊的地基，再在其上面用粘土堆筑城墻；陶寺城墻事先挖墻基槽，繼而用石板一類夯具平夯打實，再用版筑法營建城墻。就最高等級大墓而言，良渚反山王陵的隨葬品90%以上是玉器，包括琮、璧、鉞以及各種飾件。此外還有嵌玉彩繪漆器、石鉞、象牙器等隨葬品。其中12號大墓中的玉琮和玉鉞刻有完整的神人獸面紋浮雕圖像，表明墓主人生前可能擁有神權和王權的至高無上地位。陶寺王墓隨葬象征王權的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

這些方面的差別，足以說明良渚和陶寺是不同時空、各具特色的文明實體。良渚文明雖然早于陶寺文明，但它們之間缺乏直接的淵源關系，所以說良渚文明是獨立存在于中原以外的一個較早興起的區(qū)域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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