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城金融大觀
票號，也稱“票莊”或“匯兌莊”，是我國晚清民間的一種金融信用機構。清道光初年由山西民間商人自發(fā)創(chuàng)辦，故稱為“山西票號”。票號是商品經濟和金融業(yè)發(fā)展的必然產物，它承擔了商業(yè)資金調撥的職能，是清朝社會金融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同時期的當鋪、錢莊、印局、賬局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并存，促進了商品流通和商業(yè)發(fā)展。
明清以來，作為都城，北京的商品經濟非常發(fā)達，在上海未成為全國貿易和金融中心之前，北京的金融業(yè)最為發(fā)達，機構門類最全、數(shù)量最多。
票號在京城設立分號為北京與其它地區(qū)的長途商品貿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當時京城稅款的解繳做出了很大貢獻?？梢哉f，票號對近代北京城市經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票號在北京的設置
19世紀，作為清王朝的金融中心和首善之區(qū)，因為京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影響，當時各山西票號大戶均在北京設有分號。北京為官吏之中心，不啻亦為票號營業(yè)之中心。各號存款、放賬以及匯劃事項，均以北京方面交易額為最巨。
此外，山西票號也接受居民和商號的存款以及匯兌業(yè)務，人皆稱便。其后，承辦官款的巨額匯兌，因此業(yè)務非常興盛。尤其是19世紀80年代電報開通以后，票號的匯兌業(yè)務得到更大發(fā)展。因山西票號信用卓著，當時外國銀行在中國內地商貿往來的款項，一般都交其負責劃撥。
道光初年至咸豐年間（19世紀20至50年代）是票號的初步發(fā)展時期。據(jù)資料統(tǒng)計，咸豐三年（1853），在北京開設8家分號，即平遙的日升昌、日新中、蔚豐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祁縣的巨興和，太谷的志一堂（志成信在北京的分號）。
這一時期票號的業(yè)務主要是從事國內各城鎮(zhèn)間商業(yè)款項的匯兌，服務對象為商號或個人。1851年爆發(fā)了太平天國運動，交通線路受阻，致使各省向北京解運京餉和撥放軍餉發(fā)生重大困難，清政府被迫廢止歷來奉行的嚴禁京餉交商號匯兌的規(guī)定，令各省督撫將京餉交由有實力的票號負責辦理。
這一變動使票號與清政府的利害關系緊緊地結合起來。咸豐末年同治初年，京城主要有山西票號14家。同治中期，已達20家以上，其中平遙幫中有日升昌、謙吉升、蔚泰厚、蔚存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蔚長厚、百川通、協(xié)同慶、協(xié)和信、乾盛亨等。
圖一 協(xié)同慶總號與京城分號往來信件
太谷幫中主要有志一堂、成乾等。祁縣幫中有合盛元、大德通【圖三 大德通位于今前門打磨廠北京分號舊址】、三晉源、存義公、元豐玖等。
圖二 合盛元賬本內封皮
圖三 大德通位于今前門打磨廠北京分號舊址
光緒年間，是北京票號的最盛時。光緒中葉，北京大約有30家票號，資本總額約為1070萬兩（見下表）。
據(jù)《朝市叢載》記載，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京票號主要有：蔚長厚-前門外薛家灣路南、蔚泰厚-前門外草廠九條胡同內、蔚豐厚-崇文門外巾帽胡同內、蔚盛長-前門外草廠九條胡同內、協(xié)和信-崇文門外巾帽胡同內、協(xié)同慶-崇文門（前門）外薛家灣路南、協(xié)成乾-前門外打磨廠聚泰店內、義成謙-前門外打磨廠公和店內、三晉源-前門外草廠九條胡同內、存義公-前門外打磨廠同泰店內、天順祥-前門外北孝順胡同內、日升昌-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內、元豐玖-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內、百川通-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內、新泰厚-崇文門外木廠胡同內、志一堂-前門外打磨廠太古店內、聚興隆-前門外打磨廠鴻泰店內。
《朝市叢載》成書于光緒十四年（1888），詳細記述了京師都城內的衙署、廠肆等的設置以及人物、文物、掌故等情況，再現(xiàn)了清代北京社會的全景。因為晉商財力雄厚，山西會館遍布全國主要城市，書中還記載了38家山西會館在前門、大柵欄一帶的開辦情況，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山西商人在京的商業(yè)活動。
光緒后期，1895至1907年間，又有義善源、錦生潤、寶豐隆、大德川等票號在京城設立分號。20世紀初，在京的山西票號已發(fā)展到33家，分號400余處。大致一個分號一年匯兌業(yè)務50至120萬兩，存放款業(yè)務20余萬兩，基本壟斷了全國匯兌業(yè)務。
此外，江浙商人胡雪巖開設的阜康，江浙商人嚴信厚開設的源豐潤，云南天順祥、同慶豐、興順和等票號在京城也設有分號。同慶豐被稱為“南幫票號中的杰出者”，興盛時資本達12萬兩，京城分號資本3萬兩，其余分號各1萬兩，人員300余人。興順和也是當時云南的有名票號，注冊資本總號為5萬兩，分號各1萬兩。
二、票號在京開展的主要業(yè)務
票號的主要業(yè)務范圍是匯兌，兼營存款、放款，營業(yè)對象多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相比錢莊和當鋪等金融機構，票號的資本金非常大。
清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長澤村榮太郎曾對北京地區(qū)票號以及資本進行了深入調查統(tǒng)計，在其列舉的30家票號中，資本額最少的票號是義成謙，資本額有10萬兩，而資本額最大的源豐潤則多達100萬兩。這些強大的資本金保證了在京各項業(yè)務的順利開展。
由于當時交通條件落后，運送銅錢和白銀等非常不方便，因此票號業(yè)務十分興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票號結交官府，政府的稅餉和官吏搜刮的錢財，多數(shù)交票號匯撥。政府的鬻官賣缺、官僚的收受賄賂，也經常由票號經辦。
有清一代，政府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得到了晉商的支持。山西票號更代戶部解交稅款、為各省墊借京、協(xié)餉，為朝廷籌措?yún)R兌抵還外債，承借承匯商款、承辦“四國借款”等。晉商也依靠與官方的特殊關系，得到了支持和幫助，自身實力不斷增強。
（1）匯兌京餉和內務府經費
京餉是清各省向朝廷上交的餉項，《清會典》記載，“凡解餉，有京餉，有協(xié)餉，按其水陸之程而給以資”。
1851年爆發(fā)的太平天國運動聲勢浩大，擴展迅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與清軍展開激戰(zhàn)，阻斷了南北地區(qū)主要的交通要道，嚴重影響到了政府的各項財政運作，致使各省、關已無法將京餉正常解送京城。
在此種情況下，各地政府紛紛向票號尋求幫助。同治元年（1862年）4月3日，江西就首次交票號匯兌京餉10萬兩進京。4月27日，廣東湊齊銀兩16520兩，派委員領解，因內地轉運遲緩，搭乘海船尚恐遲滯，是以準戶部咨交銀號匯兌入京。
5月13日，湖南上解京餉5萬兩，查省城長沙有蔚泰厚、新泰厚等票號在京城設有分號，匯兌較為速便，故首次交票號匯兌進京。8月9日，湖北上解京餉3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漢口蔚泰厚票號匯兌。
因之前清政府曾嚴禁商人參與朝廷餉銀的匯兌業(yè)務。9月7日，戶部以多收一批匯兌，京城即少進一批實銀為由，奏請飭各省應解京餉，非道路十分梗塞，不得率行匯兌。
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朝廷沒有辦法，只得允許各省自主選擇有實力的票號進行合作，匯兌京餉。同治元年十二月，“承準戶部扎知奏準京餉案內；行令設法匯兌，總期妥速等因。適值軍務未靖，路途多阻滯，當即遵照部行，與殷實銀號籌商匯兌”。
從此，政府開始利用民間票號的資金和匯兌網絡解決朝廷餉銀的調度問題，既各省督撫可以自行委托實力雄厚的票號設法匯兌京餉。據(jù)統(tǒng)計，從同治元年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經由山西票號匯兌的京餉達到5864.3萬兩。
此外，匯往內務府經費266.2萬兩。如同治六年，394328兩，同治九年130250兩，光緒十八年165825。
（2）承擔匯兌業(yè)務
匯兌是票號最主要的一項業(yè)務。票號的組織形式是獨資或合伙制，使得持股人和資本金來源有限，資本金量少，故票號適合做匯兌業(yè)務。北京地區(qū)票號匯兌的活動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有的票號還延伸至俄國、日本、朝鮮、印度等國和廣大歐洲地區(qū)。
票號初期主要承擔為商號和個人匯兌，以內陸地區(qū)重要的商埠城市重鎮(zhèn)為重心。咸豐以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兌公款，如當時軍需、河工、賑災、營田開荒、海防等各項費用的匯兌。
圖四 日升昌的匯票
票號的匯兌業(yè)務與現(xiàn)代銀行的匯兌業(yè)務一樣，只不過因為當時交通落后，主要采用信件傳遞匯兌信息。票號匯兌信息的傳遞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過信局傳遞信件；二是由鏢局或其他票號相互捎帶；三是后期由官辦郵政局傳遞。
當時票號主要有六種匯兌：一是同業(yè)對交，彼此不立字據(jù)，匯水隨市面松緊而臨時會商。二是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三是兌條。手續(xù)于定匯之后，立一兌條，裁為兩半，匯款者持上半部，承匯者將下半部寄往所匯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四是信匯。各憑各信，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五是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六是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后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xù)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票號承擔匯兌業(yè)務的利潤主要來源是匯水（匯費）。匯水系辦理業(yè)務匯款時，按匯款金額所收的手續(xù)費。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記載道：“提單票來自遠方，見票一二月利息連匯水統(tǒng)收，其未到期還銀者，回頭息只付一半，其獲利之可知者五也”。在實際中，匯水隨市面松緊,臨時酌定。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京師、蘇州二地之間匯率，商號匯款為6%～8%，私人匯款14%。
因為匯兌業(yè)務需要撥兌銀兩，作為付款憑證，各票號都要開具一種銀票?！捌碧栍趨R票之外，尚有一種臨時便條，名曰‘小票’”。這種小票以“兩”、“圓”為單位，發(fā)行地主要在北京，可以在市面流通。
圖五 晉益升壹圓銀票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各家京城票號發(fā)行流通小票總額，從一二十萬到五十六萬不等，且參與發(fā)行的票商眾多。
（3）經營存放款業(yè)務
放款盈利是票號經營的最終目標。放款對象，主要是錢莊、實力雄厚的商鋪、官府及政府官員等。放款期限，有短期、長期兩種。時間短則三月，長則一年。
放款利息的約定沒有嚴格的規(guī)定，根據(jù)市場上的銀根松緊而異，一般為4～7厘。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京師金融市場，放款月息4.3～4.5厘之間，每月有行市，而且不斷出現(xiàn)月息無市的情況。
因為放款存在很大的金融風險，所以操作過程非常謹慎，要寫下字據(jù)，清楚注明借款數(shù)量、歸還日期、放款利率、銀兩成色、經手人等項內容。
放款給票號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如，道光三十年（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萬兩，放款，放款近7萬兩，通匯地區(qū)為平遙、漢口、蘇州、河口、南京、張家口、西安、三原、蕪湖、屯溪、濟南等十一個城鎮(zhèn)。并且把存放款與匯兌相結合，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錢款放貸生息，獲得優(yōu)厚利潤。咸豐二年（1852），日新中北京分號年終放款為49860兩，存款為84976兩。
為更好地尋求官吏保護，對于那些“川資多不充足”的進京趕考應試的山西籍學子，“票莊因以貸付若干以助之”。因為學子們日后高中，功名成就，“一旦履任，即擁巨資，本息償還，絲毫不爽。且以其官金與私款又轉托票莊收儲，略征微利，而票莊亦結納之”。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為了籌集巨額軍費，8月戶部官員招集京城各大銀號票號等巨商集會，向他們借款，并希望以此來帶動其他各省的官紳、商民湊集資本，以解朝廷財政困難之急。
戶部于9月8日制定《酌擬息借商款章程折》，奏準頒布實施?！罢鲁獭敝袑鶆湛傤~沒有明確規(guī)定，僅規(guī)定分兩年半還本付息，以六個月為一期，第一期還利不還本，自第二期起本利并還，每期還本四分之一。從此，票號即以長期貸款形式借款給清政府。截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朝廷下旨停止募借，京城各大銀號票號共借款100萬兩。
（4）從事代辦捐納業(yè)務
“捐納”就是買官賣官。清朝做官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二是靠捐納金錢而得到。捐納制度在清朝是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舉制度互為補充。據(jù)統(tǒng)計，清朝60%的官員是捐納獲得。捐納，給清政府財政帶來了相當豐厚的收入。
當時捐納買官既可以買實職，也可以買虛職。如是實職就必須先購得國子監(jiān)監(jiān)生資格，叫“捐納監(jiān)生”。即可以在省里購買，也可以直接到京城購買。因為當時這種買官現(xiàn)象比比皆是，有的人買官無門，社會需要催生一種為這個產業(yè)服務的機構，而且該機構還要具備良好的社會信用，與各層政府官員關系緊密。
因為看到其中商機，道光十六年（1836），一些票號利用自身優(yōu)勢，開始從事京城與地方這種賣官鬻爵費用的匯兌，即匯兌捐納監(jiān)生銀兩至京師，為各種買官人員提供銀兩匯兌、上繳國庫、領取資格執(zhí)照等一站式服務。
結語
由于自身發(fā)展的局限以及社會發(fā)展進步的影響，北京的票號業(yè)在日臻發(fā)展的同時，也隱寓著潛在的金融危機。
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國通商銀行在北京設分行后，至辛亥革命前，在北京設立的國內官辦、商辦銀行已有10余家。隨著交通運輸逐漸發(fā)達，銀行匯劃系統(tǒng)擴大，奪走了票號大部分匯兌業(yè)務。在激烈的競爭中，票號經營的官款存儲、匯兌業(yè)務大半喪失。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北京商業(yè)受到極大破壞，票號也相繼倒閉，即使不倒閉也虧損嚴重，除小額貿易外，幾乎處于歇業(yè)狀態(tài)。最終，因近代新式銀行迅速發(fā)展壯大，票號失去了存在和開展業(yè)務活動的條件，逐步衰退，最終停業(yè)。
因為在京城廣泛設置分支機構，通過開展進行異地匯兌、過撥轉賬以及存放款等業(yè)務和信用活動，票號對北京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北京近代城鎮(zhèn)和貨幣經濟的發(fā)展、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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