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捷｜絲綢之路與太原隋代虞弘墓
絲綢之路分期
古代絲綢之路的形成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根據(jù)其特點，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商周至秦，絲綢之路發(fā)端時期
該時期的特點是絲路交易已在東西方展開，絲綢已經(jīng)輸往西方，西方的珠寶鉆石和冶金術等已傳到中國，但是沒有出現(xiàn)直接貿(mào)易的大商團，似乎東西之間的貿(mào)易是不同地域依次分段遞進式的。
兩漢魏晉，陸地絲綢之路正式形成時期
以張騫通西域作為標志，東、西方政府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前往聯(lián)絡大月氏。張騫經(jīng)過兩次西域之行，東西方政府之間開始較大規(guī)模的直接貿(mào)易，絲綢作為大宗商品出口至西域諸國，出現(xiàn)大商團，人員互相來往。文化也開始交流，最顯著的是佛教傳入中國。該時期另一個亮點是，海上絲綢之路出現(xiàn)。
北魏至唐五代，絲綢之路大發(fā)展時期
特點是再次開通路上絲路，大量胡商和胡人涌入中國，他們在中國的貿(mào)易活動及其帶來的文化，對中國產(chǎn)生很大影響，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過漢魏時期。
唐代，田神功兵陷揚州，“商胡波斯被殺者數(shù)千人”。該時期，絲綢之路發(fā)展的標志還有，草原絲綢之路出現(xiàn)，海上絲綢之路正式形成，外銷商品除絲綢之外，瓷器、茶葉等商品所占比重越來越重，經(jīng)由海上遠銷西亞歐洲。另外絲路東延，也以中國為中心，將西域商品文化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
宋至清末，絲綢之路的規(guī)模小于唐代
由于航海技術的發(fā)展，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超過陸地絲綢之路，出現(xiàn)了廣州、泉州、揚州等大港口，絲路重心由陸地轉移到大海。但是沙漠絲路一直互有來往，或盛或衰，從未間斷。在此時期，草原絲綢之路開始興盛，晉商、徽商相當活躍。
絲綢之路路線圖
古代山西與絲綢之路關系
山西與絲綢之路聯(lián)系由來已久，先秦已有交往，曲沃晉侯墓已有西來瑪瑙首飾。漢代，靈石縣出土16枚羅馬古錢幣、廣靈漢墓出土陶胡人俑、朔州漢墓出土銅質胡人俑可證山西與西域的聯(lián)系。然山西與絲綢之路保持最密切關系的時期，莫過于北朝。北朝山西與絲綢之路的關系，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qū)，對全國乃至隋唐都有極大影響。
廣靈漢墓出土陶胡人俑
朔州漢墓出土銅質胡人俑
關于絲綢之路東端說
論者首先是說長安，其次說洛陽，但是鮮見有人說平城。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
其一，有的學者論述絲路東段，是從某一個朝代或者幾個朝代的都城來概述的，沒有注意到每個朝代的情況。如以往學界談論絲綢之路的東端，只講到西安或者洛陽，因為漢唐時期，這兩個城市是都城，都城為絲綢之路東端的代表。熟悉漢唐歷史的人都清楚，漢唐連綿一千余年，都城屢有變更。
都城的變更，帶來的結果是，絲綢之路東端所在地不斷轉移，絲綢之路的東端在歷代也有所不同。毫無疑問，長安、洛陽是定都時間最久的城市，很長時段是絲綢之路的東端，但不是在漢唐時期的任何階段，它們都是絲綢之路的東端。
其二，限于資料較少，有的學者不了解北魏平城與絲綢之路的關系。就公元5世紀來講，平城因為是北魏都城，因此它與絲綢之路的關系更為密切，密切程度超過了長安和洛陽。因此本文主要想談論北魏平城與絲綢之路的關系。
平城——北魏前期絲綢之路的東端
公元439年，太武帝攻滅北涼，再次開通東西方交往之路，平城派出使節(jié)遠赴西域，西域人也成批東赴平城。平城成為該時期唯一的絲綢之路東端。
翻閱《魏書·西域傳》和《北史·西域傳》，記述西域諸國，多是記載距離代（平城）多少里，如粟特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去代一萬六千里”；波斯國（今伊朗）“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可見在古代史家心目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北魏早期絲綢之路的東端。
平城與西域建立關系，在太武帝拓跋燾登基之后。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燾攻占北涼國都姑臧（今武威），又派大將萬度歸攻克絲路要塞鄯善、焉耆和龜茲，維護絲路安全通暢。從此絲綢之路直通平城，平城成為絲綢之路的東端都市，大批中亞使者和商人涌向平城。
北魏文成帝始，平城成為絲路東端最重要城市，中西交通和交流登上一個新的階段。具體路線則是：進入新疆，穿過甘肅河西走廊和寧夏、 陜北，渡過黃河，登陸山西河曲、保德、偏關諸縣或經(jīng)鄂爾多斯南沿，從內(nèi)蒙君子渡登入托克托縣，這些地區(qū)，在北魏均屬京畿地區(qū)。
平城絲綢之路遺存
平城遺址周圍遺存絲路遺跡，最著名的當屬云岡石窟，是佛教通過絲綢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證，中西因素相互結合，氣勢恢宏，獨一無二。
在平城遺址內(nèi)，還出土許多外來器物，如鎏金高腳酒杯、 仿波斯銀盤、 琉璃碗、 銀質耳杯、 鑲寶石金戒指、 波斯銀幣、 中亞伎樂俑和牽駱駝的俑、 絲路東傳樂器等。這些器物，件件都與絲綢之路有直接關系。環(huán)視黃河流域，在此時期，沒有哪個城市遺址出土過如此豐富的外來器物。
可以說，平城開創(chuàng)了絲綢之路的新時代。漢代的絲綢之路主要與官方發(fā)生關系，而平城以后的絲綢之路，不僅把中斷多年的絲綢之路再度恢復，而且來往的深度、 廣度與長度上都超越了兩漢，深入到民間和社會，延續(xù)到唐五代之后。
晉陽絲綢之路遺存
東魏北齊時期，晉陽為北方軍政中心，“齊氏別都”，胡商輻輳，商貿(mào)發(fā)達，自然成為絲路東端之一，留下許多胡人活動的記錄與遺物。據(jù)碑刻墓志資料記載，北朝以降，晉陽定居著許多粟特人，見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訶、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親等。
除粟特人外，并州還有許多柔然人、高車人與突厥人。在出土文物中，我們還能看到突厥人的形象。
太原北齊賀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騎馬陶質突厥人物俑
山西現(xiàn)存絲綢之路文物
絲綢之路遺存大致歸納為三種：
一、傳入的佛教與佛教藝術、絲路樂舞。
二、帶來西方生產(chǎn)的器物，如金銀銅器、金銀幣、玻璃器、首飾珠寶等。
三、引進的工藝技術。
山西現(xiàn)存絲路文物具體分為九種：
佛教遺存、金銀錢幣、日用器物、珠寶玻璃、人物衣著、胡商貿(mào)易、葬具墓志、舞蹈音樂、工藝制造等。
▼ 佛教遺存
云岡窟頂北魏佛教寺院遺址
北朝至唐代佛教石窟或摩崖造像，山西有300余處。
山西曹天度塔
▼金銀錢幣
山西天鎮(zhèn)縣出土波斯銀幣
▼ 日用器物類
山西大同軸承廠出土
▼ 珠寶玻璃
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出土戒指
平城遺址出土玻璃器
▼ 人物衣著
山西雁北師院北魏墓出土粟特人俑
▼ 胡商貿(mào)易
太原北齊侯莫陳阿仁伏墓出土載物立駝、
太原北齊韓祖念墓出土載人載貨駱駝
北朝時期，外商在史書中一般被稱為“商胡”、“胡商”或者“賈胡”、“胡賈”，這種記載始于漢代，隨著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進一步開通，西域商人逐漸進入中原，這種稱呼就產(chǎn)生并流行起來。所謂“商胡”之類的稱呼，開始主要是指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外商。東漢以降，尤其是北朝，外商東來人數(shù)驟增，他們在中國的貿(mào)易活動及其帶來的文化，對中國產(chǎn)生很大影響，構成當時社會的鮮明特色之一，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和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婁睿墓胡商圖---以胡商販馬圖為例
販馬圖，在山西北齊壁畫反復出現(xiàn)，直到唐代墓葬還有胡商販馬圖。
通過胡商販馬，可以知道：
1
西域良馬是絲綢之路的大宗商品。中國古代戰(zhàn)爭頻繁，需要大量軍馬，本土軍馬有限，不得不引進西域良馬作為中國軍馬的補充。西域良馬進入中原的渠道很多，除貢品外，主要是貿(mào)易，貿(mào)易方式之一，就是以物易物，互通有無，即以良馬換取絲綢。絲路進來的商品有很多種類，馬匹算不上體量最大的，也算不上價值最昂貴的，但它是史載數(shù)量最大的。中國輸出最多的商品是絲綢，而輸入最多的應該就是馬匹，馬匹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其他商品。
2
西域諸國出產(chǎn)良馬，許多人牧馬為業(yè)，自然善于養(yǎng)馬馴馬，前文諸圖所見胡商販馬圖就是證明。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底座右壁中，也有粟特人馴馬圖像。憑借馴馬特長，許多粟特人成為中國馬場的官員，為中國繁育了品種優(yōu)良的軍馬。
3
北朝粟特人販馬圖以藝術的形式記錄下絲路貿(mào)易的重要方面，提醒了對絲路馬匹貿(mào)易的重視，尤其是，這種形式延綿不絕，直至宋元明清，都有該題材的圖畫陸續(xù)問世，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長期的馬匹需求和絲路貿(mào)易的軌跡。
▼ 葬具墓志
隋翟突娑墓志
曹怡墓志
▼ 舞蹈音樂
?
▼ 工藝制造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傳》記載：“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至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2002年冬季，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葬中出土一個玻璃壺，形制與北魏墓中隨葬的陶壺接近，可視為本地生產(chǎn)玻璃器的物證。
太原隋代虞弘墓
隋代虞弘墓發(fā)現(xiàn)于1999年7月。該墓位于太原市晉源區(qū)王郭村村南一條東西向的土路上,墓葬所在的王郭村是一個有5000人的大村?，F(xiàn)今村莊的位置，北距晉祠鎮(zhèn)約3公里，距太原市約25公里；向東不到3公里，就是由北向南蜿蜒流去的汾河。
虞弘墓石堂外觀呈三開間、歇山頂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墻板和槨頂三大部分組成 ，槨門朝南，長約295、寬約220、高217厘米。
虞弘墓石堂外觀
虞弘墓發(fā)掘現(xiàn)場
虞弘墓石槨座墊
虞弘墓石堂支柱
虞弘墓隨葬俑
虞弘墓志
男主人姓虞（魚）名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驎城人。奉茹茹國王之命,13歲便出使波斯、吐谷渾等國,20歲后，由波斯出使北齊，隨后便在北齊、北周和隋為官，在北周一度“檢校薩保府”。卒于隋開皇十二年（592年）。
虞弘墓結構分析
虞弘墓石槨
虞弘墓石槨結構圖
石堂四周內(nèi)外或雕或繪大小圖案54個，內(nèi)容具體有祭祀圖、宴飲圖、樂舞圖、射獵圖、家居圖、出行圖等，服飾器皿，動物花卉，均充滿異邦風情。
雖然該石槨圖象內(nèi)容分三個部分，實際上最重要的仍是第一部分，因為這一部分是解讀石槨圖像的關鍵。依我們對這部分圖象的排列順序反復推敲，9幅圖像又可細分為兩組，前四幅（1－4）為一組，后五幅（5－9）為一組。因此我們認為，這兩組圖像可能分別表現(xiàn)了墓主人的生前和死后，第五幅圖是區(qū)分兩組圖像的界限，以第五組為界，前后兩組表現(xiàn)了兩個階段、兩種生活、兩個境界。前一組的四幅圖畫，表示了墓主人虞弘生前作為凡人的經(jīng)歷和本民族的生活情景。后一組的五幅圖畫，表示了墓主人死后所希望進入的生活境界。
虞弘墓石槨壁浮雕第一幅牽馬與神馬圖
虞弘墓石槨壁浮雕第三幅騎駱駝獵獅與胡人持角形器圖、第四幅騎駱駝獵獅與大角羊圖
前四幅（1－4）為一組，表示了墓主人虞弘生前作為凡人的經(jīng)歷和本民族的生活情景。
虞弘墓石槨壁浮雕第五幅宴飲與人獅搏斗圖、
第六幅騎象搏獅與系綬帶神鳥圖
虞弘墓石槨壁浮雕第七幅行旅飲食與山角圖、
第八幅出行休息與奔鹿圖
虞弘墓石槨壁浮雕第九幅騎馬出行與牛獅搏斗圖
后五幅（5－9）為一組，表示了墓主人死后所希望進入的生活境界。
虞弘墓石槨局部圖—“胡騰舞”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劉言史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
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
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xiāng)路遠。
跳身轉轂寶帶嗚，弄腳繽紛錦靴軟。
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偏頭促。
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
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
安伽墓出土物中關于“胡騰舞”的形象
從相關出土物和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跳胡騰舞的大部分是男性胡人。
虞弘墓藝術特色
虞弘墓圖像的表現(xiàn)方式主要是浮雕，其次是繪畫，繪畫又分為彩繪與墨繪兩種。
虞弘墓石槨底座側面墨繪圖像
虞弘墓石槨底座背面彩繪圖像
精華部分是浮雕加彩繪的那些圖像。其中最鮮明的一點，即畫面均為單幅圖像，每幅圖像或自然用槨壁區(qū)別，或人為使用壁龕、壸門等形式分開，每幅畫面幾乎都模仿了波斯遺存的摩崖石刻和波斯銀盤表現(xiàn)英雄和重大事件式的紀念性畫面，內(nèi)涵深厚，中心人物突出，布局簡潔疏朗。
虞弘墓石槨底背面彩繪圖像
虞弘墓彩繪浮雕中的歌舞形象
虞弘墓彩繪浮雕中的飲酒形象
虞弘墓石槨底座浮雕中的狩獵、飲酒形象
如果拋開載體和環(huán)境來欣賞，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畫面的主題和布局安排，與波斯著名的摩崖石刻“沙普爾一世戰(zhàn)勝圖”、 “巴郎一世騎馬敘任圖”、“阿爾達希爾一世騎馬接任圖”以及 “國王騎馬獵獅銀盤”、“帝王獵獅銀盤”、“沙普爾二世狩獵圖銀盤”、“庫思老一世手狩獵鍍金銀盤”、等畫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表現(xiàn)了同樣的風格，因此可以將這些圖像統(tǒng)稱之為“仿波斯風格的圖像”。
虞弘墓圖像中沒有出現(xiàn)中國元素，都是外來風貌。
虞弘墓石槨底座浮雕中的突厥人形象（當時突厥人和粟特人關系密切）
西安安伽墓墓門門楣
西安史君墓（包含了不少中國因素）石槨
小結
一、山西從北魏起，就與絲綢之路發(fā)生密切關系，平城、晉陽居住著大量粟特人。
二、入華粟特人職業(yè)多種多樣，商人、樂伎、工匠等，長期留華的粟特人中， 數(shù)量最多者是從軍，導致唐代軍隊中有大量粟特人。身份最貴者乃是做官。
三、虞弘是成千上萬入華粟特人中的一個代表，他的經(jīng)歷、身份以及執(zhí)掌薩寶府，與當時亞洲局勢和絲綢之路變化有關，更與北朝后期中國政局動蕩有關。虞弘是第一代入華粟特人，石槨畫面中幾乎都是西域風情。安伽、史君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入華粟特人，石槨或石床榻畫面中包含了不少中國因素。
四、虞弘石槨展示的魚國和西域的生活、民俗、信仰、歌舞、風情、藝術等，成為研究絲綢之路及其入華粟特人的珍貴資料，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
本文經(jīng)作者授權后略有刪減。源于作者在“北朝文物考古與美術研究學術座談會”中的講稿整理而成，致謝主辦方和作者！
本期責編：王曉潔、黃芊華、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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