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期間內(nèi)遷貴州的學校及浙江大學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fā)布遷都宣言,將政府首腦機關遷往陪都重慶,此后大批學校、工廠內(nèi)遷,約3000萬難民撤往后方。從1937年7月開始,清華、北大、南開等大學率先南遷,此后內(nèi)遷的高校近百所。到貴州的學校是當時全面內(nèi)遷學校的一部分,規(guī)模相當可觀。當時成建制遷入貴州的大學、中學及各種專業(yè)學校達29所,另外為了讓內(nèi)遷單位、難民的子弟以及流浪失學的青少年入學,教育部、交通部和貴州本地在貴州又新建了國立中學9所。這兩部分學校合計38所,學校分布在貴州各地。學校人員眾多,開展教學需要大量房屋、土地,學校所在貴州各縣全力支持。官紳積極謀劃利用公產(chǎn),調(diào)動資源;富戶騰出場地房屋,劃出土地,提供材料物資;百姓出工出力,修路平場,各盡其能。貴州各方面千方百計地滿足辦學條件,使內(nèi)遷和新建學校能夠正常教學,一直堅持到抗戰(zhàn)勝利??箲?zhàn)時期貴州人民支持教育的崢嶸歲月,永遠值得銘記。
圖注:王伯群故居
戰(zhàn)時內(nèi)遷貴州和在貴州新建學校的概況
抗戰(zhàn)期間內(nèi)遷貴州的大學共有9所,分別是:私立大夏大學,由貴州興義人王伯群在上海創(chuàng)建,1938年西遷貴陽;國立浙江大學,原址在杭州,1940年1月從廣西宜山遷入遵義(系遵義縣,今遵義市播州區(qū),下文遵義、湄潭并列時遵義均指遵義縣)、湄潭;國立中山醫(yī)學院,1940年遷往鎮(zhèn)寧縣;國立廣西大學,1944年日軍侵桂時遷至榕江;華北鄉(xiāng)政學院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協(xié)和醫(yī)院、南開大學、金陵大學共同組建,1938年南遷定番(今惠水);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1938年遷到平越(今福泉);國立桂林師范學院,1944年遷至福泉;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是國民政府軍事方面的最高學府,1938年從南京遷入遵義;國立湘雅醫(yī)學院,1938年內(nèi)遷貴陽。
內(nèi)遷貴州的軍事專業(yè)學校多來自南京,共12所,分別是:軍訓部軍官外語訓練班,1938年遷入遵義;陸軍步兵學校,1939年遷入遵義;陸軍軍官學校四分校(廣州),1939年遷入獨山;麻尾海軍學校,1938年遷入桐梓;南京炮兵學校,1939年遷到都勻;陸軍軍醫(yī)學校,1939年遷入安順;陸軍獸醫(yī)學校,1939年遷入安順;中央陸地測量學校,1938年遷入鎮(zhèn)寧;陸軍通信兵學校,1938年遷入麻江;陸軍輜重學校,1938年遷入龍里;防空學校,1938年遷駐貴陽,總隊部設在花溪;國立中央高級護士職業(yè)學校,1938年遷入貴陽。
內(nèi)遷貴州的中學共8所,分別是:國立桂林師范學院附中,1944年遷入榕江;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附中,1939年遷入福泉;國立浙江大學附中,1940年遷入湄潭;國立漢民中學,1944年遷入榕江;湘鄂教區(qū)聯(lián)合中學,1939年遷清鎮(zhèn)、安順、貴陽;國立華僑第一中學,1942年遷到清鎮(zhèn);國立第二十中學,1944年從湖南芷江遷入貴州定番(今惠水),女子分校遷桐梓;南京中央大學實驗中學,1938年遷到貴陽,后更名國立十四中學。
教育部、交通部和貴州地方各盡其力,新建中學9所:國立第三中學,1938年教育部在貴州銅仁、江口創(chuàng)辦;畢節(jié)扶輪中學,1938年由交通部創(chuàng)辦;安順黔江中學,1939年由安順縣地方創(chuàng)辦,今發(fā)展為安順學院。1941年,教育部又在貴州各地創(chuàng)辦了6所中山中學,分別是:清鎮(zhèn)中山中學、都勻中山中學、桐梓中山中學、興仁中山中學、黔西中山中學、平越中山中學。這些中學的開辦,極大地緩解了內(nèi)遷失學子弟的讀書問題。
西遷遵義的國立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時稱國立浙江大學,在西遷貴州的學校中,人數(shù)眾多,規(guī)模龐大,建制完整,在貴州時間較長而且辦學取得長足發(fā)展,可視為抗戰(zhàn)西遷貴州學校的一個縮影。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浙江大學于1937年11月在校長竺可楨率領下從杭州撤離,因日軍步步逼近,飛機轟炸騷擾不斷,師生一路走走停停,歷時三年。先浙江天目山、建德,再江西吉安、泰和,后廣西宜山,終在1940年1月到貴州遵義,行程共2600多公里。遵義為貴州富庶之區(qū),文化底蘊厚重,對浙大西來慷慨接納,鼎力相助,學校有了相對安定的生活和學習環(huán)境,得以穩(wěn)定下來順利辦學,直到1946年6月遷回杭州,浙大在遵義、湄潭辦學近7年時間。
西遷時國立浙江大學下設3個學院,16個系,全校師生員工帶家屬計3000余人,有圖書5萬余冊,儀器3萬余件,機器700余套,標本1.3萬多件,如此大的規(guī)模,約需房屋1000間。但在浙大未到遵義之前,城區(qū)已經(jīng)接納了陸軍大學、陸軍步兵學校和軍官外語訓練班,還有約2萬難民在城區(qū)滯留。當時遵義僅是一個只有5萬多人的小城,城區(qū)面積不足6平方公里,難以容納浙江大學的到來。浙大就把校本部和文學院、工學院、師范學院文科留在遵義,理學院、農(nóng)學院、師范學院理科分設在第五行政督察區(qū)(遵義)所轄的湄潭縣。遵義、湄潭兩縣均煞費苦心,為浙大提供了辦公、校舍、學生宿舍、會場、圖書館、實驗室、研究所、療養(yǎng)室等所需的場地和房舍,保證其順利辦學。湄潭還劃出土地200余畝,辟建了農(nóng)學院的實驗農(nóng)場。湄潭縣城狹小不堪重負,就在縣城附近的永興鎮(zhèn)撥出部分房產(chǎn)和萬壽宮設立分校,才滿足了浙大的辦學要求。
浙大在遵義、湄潭的辦學場所很分散,相對集中的有以下幾處:
老城子彈庫(今遵義十一中),原是清末遵義知府袁玉錫創(chuàng)辦的遵義府中學堂,民國時期為貴州省立三中,抗戰(zhàn)期間為軍事委員會第二軍械庫,民間稱“子彈庫”。成為浙大校本部所在地,竺可楨的校長辦公室、校總務處、文學院和師范學院辦公室、心理學實驗所均設于此。
何家巷3號和5號(今可楨橋東),3號是清末總兵何行保的私宅,有四合院13個,規(guī)模頗大,浙大教務處和訓導處設于此。5號是黔軍團長周積善的私宅,讓出來支持浙大,為浙大在遵義的主要教學點。
江公祠(今遵義一中初中部),清末為祭祀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軍陣亡的遵義知縣江炳琳修建的祠堂,建制恢弘,民國時期在這里辦城成中學。浙大到遵義后讓與浙大作圖書館,藏書約10萬冊,浙大一些活動也在這里舉行。
水洞街3號(今老城碧云路人民銀行),為抗戰(zhàn)時期國軍一〇三師副師長郭惠蒼私宅,為三棟磚木結(jié)構(gòu)樓房,浙大到遵義后郭惠蒼借與浙大使用,為文學院史地所辦公地。史地系主任張其昀在此主編《遵義新志》和《史地雜志》,當時頗有影響的《思想與時代》雜志編輯部也設于此。
圖注:浙江大學西遷舊址湄潭縣文廟,現(xiàn)為浙大西遷陳列館
浙大工學院實驗工場(今老城遵義賓館一帶),為浙大在城墻外新建,占地約百畝,建有房屋20余間,實驗工場內(nèi)設機械、動力、電工、熱工、化工等實驗室。
老城石家堡,是清末民國時期地方名流聚居處,環(huán)境清靜優(yōu)雅。浙大教授在遵義時都是租賃民居,居住分散,校長竺可楨租住在楊柳街傅夢秋家。唯石家堡居住的浙大教授較為集中,著名教授梅光迪、郭斌和、王琎、張蔭麟、費鞏、涂長望、沈思巖、李振吾、張君川等曾借居于此。
湄潭縣文廟(今湄潭浙大西遷陳列館),位于湄潭縣城,始建于1620年(明萬歷四十八年)。浙大在湄潭辦學期間,學校分部辦公室、圖書館和部分教室設于此,是浙大湄潭分部的主體,1944年10月,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來湄潭訪問曾在此講學。湄潭文廟已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理學院舊址(今湄潭縣醫(yī)院住院部),1940年浙大理學院遷湄潭后租用雙修寺,另外還修建了一幢二層小青瓦屋頂建筑,作物理實驗之用。
農(nóng)學院舊址,位于湄江鎮(zhèn)西郊賀家祠堂(今湄潭縣農(nóng)業(yè)局),1940年浙大農(nóng)學院遷至賀家祠堂辦學,并在周圍租地200畝開辦農(nóng)場,開展教學實驗。該祠堂一正兩廂,正房面闊5間,兩廂各3間。
浙大永興分校在永興鎮(zhèn)的萬壽宮(今存),浙江大學一年級在此辦學,并在萬壽宮東側(cè)租用民房作教授宿舍(今存),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曾在此學習一年。永興鎮(zhèn)萬壽宮已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浙大研究生院,位于湄潭城郊的義泉萬壽宮,為浙大培養(yǎng)研究生的基地,今舊建筑已不存。
校長竺可楨是哈佛大學博士,我國地理學和氣象學奠基人,浙江大學所屬的各學院均有一批國內(nèi)著名教授:文學院有梅光迪、郭斌和、繆鉞、王煥鑣、豐子愷、張君川、張其昀、顧谷宜、錢穆、譚其驤、涂長望、葉良輔、張蔭麟、諸葛麒、黃秉維、向達等;理學院有蘇步青、陳建功、錢寶琮、胡剛復、王淦昌、盧鶴紱、束星北、王琎、吳征鎧、貝時璋、談家楨、孫宗彭、張耀德等;工學院有李熙謀、王國松、李壽恒、蘇元復、吳忠偉、孫懷慈、錢令希、錢鐘韓、范緒箕、梁守槃等;農(nóng)學院有盧守耕、孫逢吉、吳耕民、儲椒生、羅登義、蔡幫華、陳鴻逵、祝汝佐、吳文暉等;師范學院有鄭宗海、陳立、王倘、朱希亮、鄭奠、皮高品、夏承燾、李絜非、佘坤珊、朱正元、周北屏等;法學院有李浩培、趙之遠、徐崇欽、陳令儀等;醫(yī)學院有李宗恩、王季午等;各學院的公共科目的著名教授有舒鴻、邵均、沈思巖、孫恒、謝幼偉等。
浙江大學流亡遵義、湄潭辦學7年,于國難當頭之際,以教育科研興邦。在校長竺可楨的領導下,學校得到了長足發(fā)展。1937年浙大撤離杭州時僅3個學院,16個系,1946年從遵義回遷時已發(fā)展為文、理、工、農(nóng)、法、醫(yī)、師范7個學院27個系,1個研究生院,4個研究所,5個學部和1個分校,11個工場,1個農(nóng)場;浙大離開杭州時有教授及副教授70人,返回時增加到210人;離開杭州時在校學生460人,返回時學生為2171人。
校長竺可楨堅持“求是”精神,重視學術研究,加強人才培養(yǎng),倡導學術自由。大批著名教授云集遵義和湄潭,教學、科研氛圍活躍濃郁,學校定期開展各種形式的學術演講會、報告會、交流會。學校及各個院系均辦有學術刊物,有《國立浙江大學季刊》《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科學報告》《工院季刊》《思想與時代》等30余種。浙大師生出版的個人著作達150余種,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的文理工農(nóng)方面的論文數(shù)百篇?!端枷肱c時代》雜志站在中國人文社科前沿,贏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張蔭麟的《中國史綱》名揚天下;蘇步青、王淦昌、陳建功、盧鶴紱等教授在國外發(fā)表的論文,在國際學術界也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1944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分別于4月、10月兩次走訪了浙江大學,對戰(zhàn)時流亡西南貴州的浙大評價甚高,喻之為“東方劍橋”。
浙大在遵義、湄潭期間,培養(yǎng)了一批各學科的棟梁之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就曾在湄潭學習過。據(jù)1989年統(tǒng)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浙江大學有67人,其中教授27人,畢業(yè)生40人,基本上都曾在遵義、湄潭工作和學習過,學生中比較著名的有:葉篤正、施雅風、陳述彭、馮德新、謝義炳、陳吉余、徐僖、郭可信、張直中、毛漢禮、侯虞鈞、徐承恩、丁錫祉等。
浙江大學在遵義、湄潭辦學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兩縣人民的呵護。竺可楨校長在離開遵義時,與當?shù)厝嗣褚酪老e,特制《浙江大學黔省校舍記》石碑,計569字,由浙大文學院教授王煥鑣撰文,羅韻珊書丹,落款為校長竺可楨,碑文說明了浙大西遷遵義、湄潭辦學的原因、經(jīng)過,結(jié)語為“不可以毋記也,故記之以諗后之人”。該碑立于浙大西遷的校本部“子彈庫”(今遵義十一中)內(nèi),1982年遵義十一中擴建校舍時出土。對這件珍貴文物,遵義特在市中心的河濱公園修建碑亭永久陳列。1989年,時任浙大校長路甬祥在《浙江大學在遵義》一書序言中說:“遵義、湄潭是浙大的第二故鄉(xiā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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